【摘 要】在转基因议题传播过程中，媒体肩负着传播科学知识的重要使命，但实际报道内容显露出对科学的淡漠。本文通过对11家主要报纸媒体特定时间段内转基因议题报道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报纸媒体在转基因议题建构过程中的“去科学化”现象，揭示了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并就此分析了该现象对转基因科学传播可能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转基因；报纸媒体；科学传播；去科学化

转基因技术作为生物技术的核心之一，在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巨大效益之时，其不确定的风险性和社会伦理使其备受争议。2009年底，由华中农业大学研制的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农业部签发的安全证书，此举使得原本颇具争议的转基因技术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场全媒体时代的舆论风波应声而起。随着这一科学话题演变为公共话题，笔者发现这场以传播转基因科学信息为主要目的的传播活动早已驶离了科学的轨道，呈现出“去科学化”的现象。

转基因报道“去科学化”内涵

转基因技术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通过改造其遗传物质，使其在性状、营养品质等方面向人们所需要的方向转变。作为一项新兴的生物技术，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知之尚少，这也决定了这场转基因之争从一开始就脱离了科学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在社会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缺乏理性的无休止的争论。基于此，本文中的“去科学化”现象主要是指在转基因科学传播过程中，媒体报道淡化科学、理性的学术色彩，弱化甚至省略科学的基础，有意或无意地赋予该议题浓厚的社会属性，导致对转基因技术的争议由科学话题转变为社会话题和政治话题。

为了论证这一假设，本文对2009年10月1日至2011年4月30日期间国内主要报纸的报道做了相关统计。

转基因议题报纸报道的实证分析

研究方法。样本描述：国内主要报纸对转基因的相关报道，时间段为2009年10月1日至2011年4月30日，共计19个月。时间段的选择是基于对转基因舆情演变的观察，这一阶段包含了舆论的爆发、高潮和当前相对平缓的过程，具有典型性。

抽样方法：本文借助于中国知网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获得选定时间内国内主要报纸对转基因的相关报道共计547篇。考虑到研究方向及可行性，本文选取了报道量最大的11家报纸(228篇报道)为样本，以避免样本单一对研究造成的干扰；同时根据报道内容剔除不相关的报道34篇，最终确定样本194篇（《粮油市场报》40篇、《科技日报》37篇、《农资导报》26篇、《农民日报》14篇、《国际商报》13篇、《第一财经日报》14篇、《光明日报》11篇、《人民政协报》10篇、《中国食品质量报》9篇、《新华每日电讯》11篇、《中国经济时报》9篇）。

通过对报道内容的分析，本文综合归纳了7大主题：社会争议（38篇）、转基因相关会议及活动（13篇）、科研进展（42篇）、农业相关及种植风险（22篇）、转基因食品/食用（4篇）、市场状况及监管（19篇）、转基因政策及发展趋势（56篇），这一结果与选取的11家报纸的报道方向基本吻合。但是，国外研究普遍关注的转基因伦理道德问题在本次统计的报道中无一提及。

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对报道的情感倾向做了统计，判断依据是信息内容对转基因的情感态度。消极类报道整体基调对转基因技术持消极态度，即文中明显带有主观色彩和倾向性的消极内容，如“拒绝转基因”、“有害健康”等；积极类报道的分类方法与消极类相反；中性报道介于二者之间，为平衡性报道。数据显示，积极类报道占57%，中性和消极类报道分别占16%和27%，说明当前我国转基因报道以积极类报道为主，而这与我国新闻“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去科学化”现象的表现。转基因技术在当下我国引发的争论，看上去相当复杂，这是因为这场争论并非纯学术的讨论，在科学逻辑之外还有许多商业和政治的逻辑。在这样的情况下，向公众做出充分且科学的解释和说明便是媒体当仁不让的责任。然而，反观媒体的各种报道，其在既定框架下对转基因的报道却越来越向炒作的方向发展。

对于这一现象，本文主要从信息来源、报道角度以及对转基因相关知识的阐释程度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信息来源的偏差。“我们看不到世界本身，看到的是被大众媒体选择和解释过的世界。”[1]在转基因议题建构过程中，媒介按照自己的框架综合文字、图像以及其他各种符号将原始信息加以包装，其对议题信息来源的选取则直接影响公众对于议题的认识。

本文中信息来源是报道中起主导作用的话语之源头，分为个人和组织(或集体)来源，文件等物理来源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列。在本文统计的194篇报道中，有57.22%的积极类报道（支持转基因技术/食品）和26.80%的消极类报道（反对转基因技术/食品）。本文分别从中选取了这两类报道最多的两家报纸，对信息来源做了统计，数据显示，82.61%的积极类信息主要来源于专家或科研机构，而消极类报道只有50%，另外，NGO（非政府组织）、企业、政府部门分别占18.75%、12.5%和12.5%。在《第一财经日报》的11篇消极类报道中，某专家署名的即有4篇，这无疑会造成报道整体倾向的偏差。

报道角度的偏差。在2009年第五届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年会上有学者分析，在报纸报道中转基因技术在经济和国家战略层面的影响得到了更多的强调。[2]这一趋势在本次统计中表现明显，社会层面的报道有106篇（53.81%），政治层面的报道有52篇（26.40%），而基于科学层面的报道仅有39篇（19.80%），这显示出媒体对转基因议题社会性、政治性的强调和对科学性的消解。在大多数公众尚不知转基因究竟为何物的情况下，过多地强调社会和政治影响只会越来越虚化公众对转基因的认识，甚至某些诉诸恐惧的成分会使公众的态度从模棱两可变成怀疑甚至恐惧。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的考虑，必须在现阶段严格控制国外转基因种子进入中国市场，必须接受东北大豆几乎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必须警惕那些生物技术科学家，打着解决粮食安全的旗号，牟取私利并出卖国家利益的做法。

报道内容对转基因相关知识的阐释程度。西方国家政府和科学家团体认为，20世纪90年代公众对转基因态度的骤然变化主要是由于对科学的不理解造成的。我国政府领导人也一再强调通过媒体传播科普知识的重要性。尽管有学者指出，在传播过程中，尤其是涉及争议性的科学传播过程，绝非经典科学传播理论中线性的、分阶段性的、从期刊到新闻稿再到大众媒体这一过程[3]，在传播内容上对转基因相关的科学知识的说明与解释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试将报道内容按照对转基因做科学阐释的程度分为4种级别，从低到高依次为非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结果显示，非科学知识类的报道有117篇，占比高达60.31%，而科学知识+++的报道只有10.82%。大多数报道以“既成事实”的态度报道转基因带来的利益或风险，并未对转基因做出科学的阐释与说明，使公众处于被迫接受结果的被动局面。

“去科学化”现象背后的多元力量

通过对这一时期转基因报道的分析发现，这一议题的建构过程相当复杂，除了对转基因技术本身的争议外，还涉及各种社会和政治话语的交叉。多种力量在转基因科学传播的背后共同作用、共同影响着当前的议程设置，各种话语权的支配者也随着话语力量的博弈而凸显出来。

媒体因素。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体虽然无法支配人们怎么想，但却能影响人们想些什么。在报道过程中，媒体通过对公共话题报道力度的控制可制造或改变公众关注的焦点，媒体无疑是公众感知风险的最重要途径。然而随着媒体的市场化，其越来越表现出对当下流行文化的追捧和对真相的淡漠。为了追求轰动效应，经常会对风险扭曲或放大，有选择性地选择信息来源，有针对性地放大或重塑风险，有技巧地对公众“风险再现”，转基因议题报道的科学性也会因此而消失。作为最重要的传统媒体，报纸的报道会因其较强的专业性与权威性而较网络报道有更大的影响力。然而，过度“新闻包装”之下的报道，其科学价值值得我们思考。

尽管普兹泰的“转基因土豆有害”的研究终因缺乏科学依据而被推翻，但英国当地媒体却借此继续炒作转基因的危害，即便在当前的争议中也是转基因有害的佐证。《新京报》的一篇报道指出，旅德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者威廉?恩道尔（F.William Engdahl）在其畅销作品《粮食危机：一场不为人知的阴谋》中把欧盟对普兹泰事件的处理解读为在政治和经济利益驱使下学术界对科学家的迫害[4]浓厚的“阴谋论”色彩。

公众因素。20世纪90年代，英国爆发了“疯牛病”事件，由此引发了欧洲各国对生物技术及食品安全的担忧，而随着90年代末克隆技术的发展，西方公众对道德伦理的质疑波及转基因技术。西方科学家认为，公众态度的急转直下源于对转基因的不了解，再次引发了对公众科学素养的关注。

通过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模型的演进，我们发现近年来公众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在转基因的传播过程中，其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参与度的提高，有力地推动了舆论的发展。然而，由于专业知识的局限，公众在科学层面很少有发言权，处于焦虑状态的公众更倾向于通过快速了解转基因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来从侧面确定其情感倾向。公众这一微妙的心理状态则成了媒体议程设置的原动力。

其他利益主体。转基因的争议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科学讨论，其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为其赢得了更多的关注。转基因报道的各大主题离不开利益主体的积极参与。当利益主体意识到媒体在转基因议题传播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时，便力图成为媒体的信息来源。一旦在其意识支配下的新闻框架建立，该利益主体在转基因议题上的话语霸权也随之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转基因议题的建构与传播也是各大利益主体舆论斡旋的过程。

此外，与大多数科技类报道不同，NGO（非政府组织）在转基因议题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2005年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事件至今，绿色和平组织对转基因的关注有增无减，以环保的名义利用媒体多次实现了公共领域的议程设置，成功地将舆论焦点转移到对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专利归属与种植风险的质疑。

“去科学化”现象的影响

“去科学化”是转基因议题建构过程中多方利益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几乎与科技报道的宗旨背道而驰。“一旦某个问题被框架化或者争论初期被媒体赋予某种特色，它将很难使决策者从问题既定的印象转变为另外的观点。”[5]处于焦虑状态的公众，接触到的是被媒体过度渲染的非科学、非理性转基因科普，而其根源性的信息需求却始终得不到满足，过度焦虑与恐惧可能导致对所有转基因信息的抗拒与排斥，知识鸿沟继续扩大。

媒体是公众感知风险的源泉，转基因的科学传播有赖于报纸媒体的呈现，加强对媒体科学素养的培养和对转基因科学传播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转基因科学传播任重而道远。（作者：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杨莹 编校：施宇）

参考文献：

[1]徐洁，蒋旭峰.媒介权力简论[J].学海，2003（5）.

[2]李玲，樊春良.国内主流媒体对新兴科技报道的研究——以转基因和纳米技术为例

[C].第五届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年会暨研究会理事会论文集， 2009-10-16.

[3]贾鹤鹏，刘振华．科研宣传与大众传媒的脱节——对中国科研机构传播体制的定量和定性分析［J］．科普研究，2009（1）．

[4]拟南芥．“普兹泰实验”靠不住［N/OL］.新京报，2010-04-25．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4/25/content_92317.htm?div=0．

[5]李敏．在国际背景下对《人民日报》转基因食品和作物的报道的案例研究［D］．北京大学哲学院，20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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