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的过程。作为城镇化核心指标的城镇人口比率，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1年的51.3%。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二元差距，促进城市文明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农村主要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也直接造成了农业产业的空心化，各地均出现撂荒、“老人农业”的现象。因此，在保证18亿亩基本耕地的同时，必须保证足够数量的后继农业人力资源，实现“地与人”的有效结合。

农村生活也需有技能

根据美国学者舒尔茨的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远远大于物质资本，决定人类前途的并不是空间、土地和自然资源，而是人口的素质、技能和知识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面向教育的投资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已接近100%。但作为人力资本形成最重要手段的教育，在理念上却深深印有工业文明的烙印，国民教育在培养目标和体系设计上均以城市和非农就业作为内在对象，城市生活的导向和为工业文明提供服务，成为各级教育体系的最终目标。然而，2003年在由中国农业部等多部门联合制定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中，培训内容仅为从事非农产业所需要的劳动技能，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技能被完全忽略。

在这样的教育导向下，一方面是现代教育对乡村和农业生产的极大忽略；另一方面就是离开土地几乎是农村子弟接受义务教育的唯一动力，大学毕业后真正回到农村发展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极少，农村家庭在子女身上进行的教育投资回报几乎无法回馈到农村的发展上甚至农村家庭自身，因教返贫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农村家庭成为城市和非农产业人力资源培养的后备基地，导致农村大量精英群体的流失。

即使在国家大力推广大学生村官工程后，由于农村产业的空洞化和农业的传统模式，仍然无法承载大学生就业，导致真正留在农村发展的大学生为数不多。根据《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2011）》，全国2006、2007两年共招聘大学生村官6.2万人，按照三年的聘用期计算，到期后共有3.5万名选择离职，占总数的56%。而且，《报告》中的调查数据显示，有77%的村官有被乡镇借调的经历，其中23%的人被长期借调到乡镇而不在村里工作。

农村空心化的危害

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6.7亿城镇人口中，通过转移的农民工人数累计达2.3亿。农村人力资源特别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的农村精英群体向城市的转移，直接导致农村和农业人才的大量流失，农业人力资源呈现空心化的趋势，结果就是耕地荒芜或老年人耕种和世界特有的大规模“留守”儿童。据新华社报道，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主体已经变成了老人和妇女，劳动力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其中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务农农民的年龄已接近60岁，中国已呈现“老人农业”的凋蔽现象。

在中国农村，特别是第一产业占比相对较高的中西部地区，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的基础性地位在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上已经无从体现。再据《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2011》的数据，目前我国有留守儿童5800万，占全部儿童总数的20%，其中父母同时外出打工的占42.8%，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还有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显示，长期与父母分离已对农村家庭组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孩子的身心成长造成巨大的伤害，严重影响到农村后继人力资源的成长。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必须发挥农村的人力资源优势，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智力支持。”农村精英人才的流失，使农业科技应用和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农业的升级失去了必要的人力资源基础。

新农村建设少不了人才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出现，使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方式和盈利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以往传统农业种养对农民的要求不同，合作社对农民的经营管理能力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而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除了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继续给予支持外，更需要在农村后继人力资源的开发模式和培养体系上进行系统化的建设。

以产权关系为基础的合作社规模化经营，要求其按工业组织的分工原则进行内部分工，并按工业组织的成本——收益原则进行合作社业绩的核算，合作社生存发展的需要迫使其按照现代企业的分工进行组织结构的设计，根据现代企业的分工思想设置总经理、农资采购、种养、农产品销售、品牌建设、财务管理等专业职能。农村后继人力资源的培养，特别是合作社需要的各类专业人员无法通过合作社的自我培养和招聘完全实现，必须立足于新农村建设和农业基础性地位维护的高度，将农村后继人力资源的培养纳入到国家战略人力资源培养的层面。

世界上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国家的农民培养方式对中国有很多的借鉴意义。日本的农业教育体系从低到高形成了5个层次，农业指导士教育、就农准备教育、农业高等学校教育、农业大学校教育和大学本科教育。德国的农民教育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德国的农业教育区别于普通高校自成体系，专门为农业产业化生产培养人才。借鉴国外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着眼于长期，可以在国家“村官”工程的基础上，仿照国家免费师范生教育工程，在高校开设免费农村社会管理和农民合作社专业管理的村官专业，培养农村所需的各类经营管理人才；中期基于面向农村的乡镇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开设合作社管理的有关专业，培养实操性的人才；短期结合村官工程，为村官提供系统的合作社经营管理培训，一方面为村官聘期结束后留在农村创业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可将合作社经营管理知识在农村的培训传播作为村官聘期内的工作职责。通过长、中、短期的人才培养工程，在国家立项编制教材的基础上，系统培养各层面的农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人才。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商学院）

http://rencai.gmw.cn/2012-06/20/content_438513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