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良好的对话氛围，需要培育；记者和教授或者文化人之间，要有一个默契，彼此都守住职业的边界。 □ 大学靠民众的税收支持，尤其像北大、清华等名校，如何花钱，是否有效率，更需严加监督。

□ 当今中国，职业精神的剥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官员读博，学生打工，教授走穴，老板讲课，好像是“全面发展”，实际上每个人都“生活在别处”，没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提醒

大学和传媒不能一团和气，应该彼此监督

当今的中国人，见了面总习惯说“拜托拜托，关键时刻拉兄弟一把”，听起来像走江湖的。这种习气在大学和传媒之间或多或少也存在着。

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这些年来时有高校校长论文抄袭的丑闻，这可是中国大学的耻辱，本应刨根究底，但最后都不了了之。现在的中国大学，尤其是名校，公关能力都很强，有时候媒体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想追也追不下去。我有些担心，某些中国人是否已经丧失了“自我清洁”的精神和能力？

说实话，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体制上高校改革不能令人满意。工厂企业在改，政府部门在改，相比之下，大学“安静”了许多。因此，为了推动改革进程，在大学的自我反省之外，媒体有责任代表公众监督大学。因为，大学是靠民众的税收支持的，尤其像北大、清华等名校，他们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如何花钱，是否有效率，更需严加监督。

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形势很严峻。当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第一件事就是辞退在大学兼职的官员。在蔡先生看来，这群官员虽给学生将来的求职带来了便利，但专心治学的风气也会因为旁骛太多而败坏。如今，邀请官员兼职的潮流折射出中国大学的特点——不讲原则、缺少精神、没有尊严。对于这种价值取向及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媒体应有所洞察，发挥监察器和纠偏器的功用。

而大学对于媒体的监督，也是有例可循。以北大中文系为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汉语课专门找《人民日报》的病句，而且，过一段时间就整理一份给报社送去。

当然，如今媒体的问题，不仅仅是出在遣词造句上，更严重的是新闻理念的扭曲。最近几年，我不时受到媒体“标题党”的困扰。不久前我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的文章，结果经网络媒体“润色”之后，题目变得有些“刀光剑影”了——《中国大学唯哈佛剑桥马首是瞻 误尽苍生》。

有些媒体还有一种心态，那便是刻意逢迎。须知新闻报道也是文章，也必须有自家立场。问题在于，目前不少媒体人只是把报道当作信息，还掺杂着媚上的情愫，不免让人有些遗憾。

既然如此，大学与传媒应该互相监督。

病因

因为缺失职业精神，很多人的“主业”冷冷清清，“副业”热火朝天

很多人都在探究，中国的大学和传媒，因何得病。对此，众说纷纭。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职业精神的缺失。

这20多年来，我明显感觉到，记者的素养在下降。上世纪80年代的记者，采访时很认真，报道也像样，直接就可以入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也还算是敬业。现在不行了，记者的采访稿，我一定要认真审核，改得花花绿绿的。很多时候，干脆将“采访”变成了“笔谈”，大家都轻松。去年遇到最离谱的事，我花了一晚上改记者的稿子，结果见报时还是原样，我的意见一个字也没有采纳。

一个良好的对话氛围，需要培育；记者和教授或者文化人之间，要有一个默契，彼此都守住职业的边界。但现实状态是，职业素养正在销蚀。当然，这并不只存在于传媒人或者教授的群体中，整个社会似乎陷入了一种错位。

不说“俗事”，就说“雅事”吧。最近这些天，媒体在炒作北大一位保安出书，校长还为其作序。报道说他凭自学进了北大中文系，那不对，我们没有这个制度；他念的是北大的成人教育学院。据说北大保安不到500人，每年有近20人考取学位。很多人都对这则新闻动容，认为这是北大的“雅事”。但细想一下，如果保安进北大，就是为了听课、学习，在值勤的时候老打瞌睡，是不是也有些欠妥？香港同仁对此事的看法是：读书当然是好事，可你要读书，就请辞职。我身边的人则认为，人家保安读书不容易，服务不到位，情有可原，咱们就忍忍吧。

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当今中国，官员读博，学生打工，教授走穴，老板讲课，好像是“全面发展”，实际上每个人都“生活在别处”，没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职业精神”在中国社会的严重剥落，已经掣肘了大学的教育及学术水准。我接触到的外国学者，普遍比中国教授敬业。日本京都大学的一位教授，教了20多年的“初级汉语”，从没有因公事或私事停过一次课。我请他来中国开会或讲学，都是来去匆忙，讲完就走。我们劝他，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课，何必如此折腾。他说，老师需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做学生的榜样。

不管是教授还是记者，或者是社会上其他人群，都需要维护自己职业的尊严，并建立职业精神。你可以有职业之外更高的追求，但不应该因此而“不敬业”。我们所有的“对话”，都应在坚持主业的前提下进行。我担忧的是，今日中国，无论时间安排还是工作报酬，很多人都是“主业”冷冷清清，“副业”热火朝天。

求解

无论大学还是媒体，都应该多些理想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先生有一句十分愤激的话：40岁以上的人都该枪毙。为什么？因为人到中年，容易趋于保守，而且懒惰、自私，阻碍社会进步。但是，我很伤心地发现，现在的不少年轻人，比年长的还保守、还世故。有的学生竟说：“老师，你太天真了。”反而是不少七八十岁的人，很激动、很愤怒、很有反抗精神。

这是多么畸形的社会现象，七八十岁的人扛起理想主义的旗帜，五六十岁的人还在坚持奋斗，年轻人却成天宣扬“别太天真”。曾经有人向我抱怨，北大学生不懂人情世故。而我恰好认为，不太世故，正是北大学生可爱、或者说值得骄傲之处。如果北大学生一个个还没毕业就都像小官僚，这社会还有希望吗？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大学的这种价值取向，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中国人选择上大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谋份职业。他们对于专业好坏的判断标准，就是毕业后的薪酬。所以，中国大学里凭个人兴趣读书的不太多。在欧美发达国家，求学和求职是两回事，求学更多讲求个人兴趣，大学读什么专业，和将来要从事的工作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说得不好听，今天很多中国大学的自我定位，近乎职业培训学校。这也就难怪，“象牙塔”变得如此躁动不安。

当然，这个社会的许多不良倾向，并不是凭一人之力、一己之言就可以解决的。但是作为大学或传媒、教授或记者，起码我们应该多一点理想主义，多几分人文情怀。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2-06/11/c_12326157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