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要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对党史研究者来说，有两个问题应该明确。一个是靠什么资政育人，一个是怎样研究才能更好地去资政育人。

回答第一个问题，应该明确和坚持“三个方向”。

一是靠梳理和阐发党的基本理论资政育人。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其最高境界应该是梳理和阐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探索及其重要成果，目的是以科学理论武装人。需要说明的是，党的基本理论常常是通过党在工作实践中提出和贯彻的重大决策和政策体现出来的。有人不免产生疑问，决策和政策是否算作理论？其实，党的决策和政策一头通向理论，一头影响实践。和在书斋里从事理论思考的纯粹学问家不同，我们党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立足实践，通过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政策体现出来，来自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验证，最后才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这是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事理论创新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特点。

二是靠总结和分析党的历史经验资政育人。挖掘、梳理、揭示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包括某些教训，是党史研究的基本要求。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为了推进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为了应对这样那样的风险考验，为了实现不同阶段的目标任务，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在治党、治国和治军各个方面，殚精竭虑、艰辛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展现了不凡的政治勇气和智慧。通过研究把它们展示出来，在今天和将来都是最能说服人、教育人的宝贵财富。

三是靠研究和宣传党史人物和事件资政育人。党的历史是由一代又一代党员的具体奋斗创造出来的，是由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重大事件连接起来的。党史研究自然应该通过叙述具体的人和事，传播党的奋斗历史，展示党的光辉形象，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以此来感染人、影响人，进而增加人们的“红色记忆”和“红色感动”，凝聚人们对党的奋斗历程和风采的认同，培育和引领崇高的风尚。

回答第二个问题，应该强调党史研究必须重视并善于利用“两只翅膀”。

第一，重视并善于利用科学理性的翅膀，才能更加深刻地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强调科学理性，是为了防止党史研究空对空、简单重复或自说自话，以至凭自己的兴趣和偏好去“戏说”的不良风气，进而使研究者更加自觉地以准确和深入为标准，在党史领域驰骋。所谓科学理性，就是要求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经验、党史人物事件等，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放到我们党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中，放到我们党当时的认识水平上，来阐发、分析、揭示和评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才可能有“真货”，有历史的质感，才能够更贴切地说服人、教育人。比如，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一开始并不清楚，也不能要求前人在起点上就必须清楚，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有一个逐步延伸进步和丰富完善的探索过程。认识真理、宣传真理、认同真理、由少数人认同到多数人认同，都必然有一个过程。党史研究就应该把这个过程讲清楚，并把不同阶段的探索特点连接起来。这样的研究，彰显了实事求是，彰显了科学理性，既有历史的力量，又有逻辑的力量。在今天的背景下，党史研究如果只是排列材料、引述文件，显然不行了。必须要有相应的思考力度和理论灵魂，而不是各种材料和观点的简单重复或组合，才能拎出史实的“魂”或“核”来，做到高屋建瓴，让人感觉有新意，能够尽量深刻地资政育人。显然，不重视并善于利用科学理性这只翅膀，这样的效果难以达到。

第二，重视并善于利用个性文情的翅膀，才能更加生动地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强调科学理性并不排斥个性化的研究和著述风格，党史研究是可以做到有文有情有个性的。历史著述和文学表达的关系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话题。它们本为一体，至少在司马迁以前，那时的史书实际上多是文学著述。有声有色的《项羽本纪》，即是一例。班固以降，史书就没味道了。宋代司马光创“通鉴”体例，围绕一个专题一个事件详述其来龙去脉，尚有可取之处，但终究在叙述风格上去司马迁甚远。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新的文化时代，到20世纪40年代，那时历史学家的作品多有斑斓绚烂的色彩，可读性很强。至今读吴晗的《朱元璋传》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也能激起心底的波澜。这样的历史著述发挥的资政育人作用更为生动和具体。

讲科学理性不一定会使研究者的思维和笔法干巴巴的。胡乔木在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撰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时就提出：要写出感人的场面，写出党史人物的细节，写得有声有色；行文要有悬念，有照应，有精辟的议论，有大开大合的章法。凡此等等，都是在提倡个性文情，以求党史研究的新变和突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来之前，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乔木读后，给了“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的评价。胡乔木对党史研究论著的这些倡导和期望，是值得注意的。除了严肃的宏观论著，研究党史人物和党史重大事件，更需要有文有情有个性了。党史研究的成果毕竟需要延伸到社会上才能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研究党史，不仅仅要着眼于“理”，立足于“事”，更要有“人”。无论明理还是说事，终归都要涉及人。理有曲直，事有情节，人有个性，在研究中扇起个性文情的翅膀，读者阅读起来就可能既有理性思考又有感情介入，资政育人的效果就会更明显。如果把本来生动具体并且感人的党史人物和事件，搞得无文无情无个性，指望以此资政育人，自然效果有限。

党史研究要重视并善于利用个性文情的翅膀，一是要尊重和准确把握史实，二是要有理论识见，三是要有个性化的表达。第一点是基本要求，不用说。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关键在于研究者笔下的内容必须是经过自己的眼睛和大脑转换出来的。这个转换靠的是理论上的眼光识见。也正是在转换中，方能看出史实的内核，看出党史的底蕴，看出党史的“诗”意，从而彰显作者的个性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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