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办报，是说媒体的政治导向要正确。政治导向错误，将误国误民。其实，也应当强调科学家办报，如果科学导向错误，也会误国误民。

大跃进时期，媒体政治导向压服科学导向沿着错误的道路迅跑，政治放卫星，科学做解释，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几十万斤的假数字竟然一时让人信以为真。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导向正确了，但却与科学导向分离了，许多媒体一边宣传改革开放，一边宣传伪气功热、伪养生热和反对转基因热。

伪气功热在2000年以前持续20年，从研究人体科学，发掘特异功能开始，许多媒体推波助澜，让亿万人走火入魔。

伪养生热在2000年以后持续10年，完全是一些出版社、电视台、报纸、网站煽动起来的，但主流媒体的科学意识终于觉醒，遂使伪养生大师销声匿迹。

反对转基因，始于2002年。这一年，奉行极端环保主义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把极端环保主义带入中国。

什么是“非政府组织”？其实就是民间组织，在欧美，有什么思想、观点、主义，就有什么非政府组织，在多个国家设立分部，就是“国际非政府组织”。

什么是极端环保主义？就是打着环保的旗号，脱离科学，走向极端，反对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反对工业化带来的现代农业，尤其反对现代农业的转基因品种。在中国，极端环保主义者只反对转基因，如果像国外的同道那样全面反对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那么他们将没有立足之地。

“绿色和平”这个名字很新鲜，很好听，甚至很神圣，而且以环保为己任，所以在中国备受媒体青睐。保护绿色植被、反对工业污染这样的环保，已经深入人心，“绿色和平”当为己任。不过，那只是环保，不够极端，极端环保是反对转基因，这在欧洲已经如火如荼，这在中国还不为公众所知。在中国掀起反对转基因的声浪，必须吸引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这是“绿色和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

2002年6月，“绿色和平”向媒体提供《转基因抗虫棉环境影响研究报告》称：转基因抗了棉铃虫，次要害虫便上升为主要害虫；久而久之，棉铃虫对转基因也会产生抗性。这是每个农艺师都知道的，没什么新意，但是“绿色和平”认为“这是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的观点却是标新立异。

经过两年多热身，“绿色和平”对转基因水稻发起攻坚战。

2004年11月，“绿色和平”在网上发布《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称“如果批准商业化种植，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转基因主粮，其他如大豆（豆粕）、玉米是饲料，棉花是纺织原料，木瓜占食品的份额很小”。

2005年4月，“绿色和平”向媒体发布消息：中国政府并没有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但该组织在湖北发现了农民非法种植的来自华中农大的转基因抗虫水稻，而且转基因水稻已被收购，已经污染了国家粮库。农业部回应“有待证实”。湖北省农业厅说“严重失实”。

2008年5月，“绿色和平”在网上发布《国外专利陷阱中的中国转基因水稻》，称中国转基因水稻侵犯了国外12项专利，将陷入专利诉讼。农业部回应“并没有侵犯国外专利，而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绿色和平”进攻，中国政府防守，中国政府领导下的媒体对双方都“客观”报道，其实是充当裁判，这种状态本来就反常，不符合中国国情，然而许多媒体还“吹黑哨”，偏袒“绿色和平”，甚至充当“拉拉队”，帮助“绿色和平”起哄。年复一年营造这样的舆论环境，公众怎不怀疑转基因、反对转基因！

20年伪气功热、10年伪养生热，媒体推波助澜。反对转基因热，媒体起到了更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媒体为什么质疑转基因，反对转基因，甚至妖魔化转基因？因为媒体不懂转基因。不懂应该学，但不是向主流科学家学，而是向“绿色和平”以及极端环保主义者学，学到的竟是伪科学，好比伪气功热时崇拜伪气功大师，伪养生热时崇拜伪养生大师。这是科学导向出了问题，反过来又影响政治导向。

什么是政治？2006年，我国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8年，我国启动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2009年，国务院提出“加快把生物产业培育成为高技术领域的支柱产业和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突破“基因调控及分子育种”的重大基础理论和方法。这些就是政治。反对转基因，不仅是科学导向错误，也是政治导向错误。

且看导向错误，怎样误国误民。

2009年10月，农业部批准两个转基因水稻、一个转基因玉米获得安全证书，并在网站公布。2009年12月2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记者文章《偷偷摸摸转基因》；2010年2月8日，《瞭望》新闻周刊发表记者文章《中国人主粮的转基因悬疑》。两个主流媒体公开质疑农业部，可见这些记者反对转基因是多么坚决；文章全部引用“绿色和平”和国内外极端环保主义者的观点，北京那么多主流科学家，竟一个也不采访，可见这些记者中了多么深的伪科学流毒，科学素质有多差。

反对转基因的记者有媒体可利用，其他反对转基因的激进者则利用建言献策渠道。在2010年3月两会前夕，百名反对转基因的“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撤销转基因安全证书。这看似忧国忧民，实则误国误民，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因此而放缓。

浙江大学转基因教授涂巨民就百名“学者”上书事件接受《青年时报》采访时说，公众对转基因应该有知情权，但是我们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科普宣传做得很不够。

这是科学家向政治家提的意见。那么怎样才能做好转基因科普？毫无疑问：既要政治家办报，也要科学家办报。

http://roll.sohu.com/20120504/n34230398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