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因为和一些大学生讨论文风问题，集中研读了古今诸多名家对作文的看法。结合自己四十多年学习写作的体会，有一些感受，在此期与读者交流。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前人阐释“辞达”：“达意”、“明理”、“诚实”、“不事蹈袭”、“不以富丽为工”、“恐人之溺于修辞而忘躬行”……诸说各有可取。在我看来，“辞”即自己的独立思考，“达”即尽可能争取认同，以期共鸣。这是天下文章的起码要求，也是为文为人的高尚境界。所谓“惊天地、泣鬼神”，远不如争取世人认同甚至引发共鸣，来得切实。

《孟子》七篇，谈到文风时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主张先做人格健全之人。“铁肩担道义”是“辣手著文章”的基础，有“浩然之气”才有“浩然之文”。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文章穿越时代、穿透人心，靠的不是简单的文字组合。所谓“修辞立其诚”，作文要人付出一生真诚的努力。

《庄子》中有“庖丁解牛”的故事，可得作文之道。庖丁每解一牛“怵然为戒”，作文则须严谨准备；庖丁“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作文则须认清客观规律；庖丁说“技经肯綮之未尝”，作文则须抓住要害；庖丁“以无厚入有间”，作文则务求言词准确，把握上才能“游刃有余”。

唐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自己作文，“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这是讲传承和创新、积累和养成。温故知新是创造之源，厚积薄发才能自成一格。既有时代生活之玉成，更为传统精华所滋润，方不致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宋代苏轼在《又答王庠书》里谈到读书时说，“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要反复读才会有收获。作文与读书，路径本相通，多写多练才会多收获。苏轼曾经击节叹赏欧阳修的一段话：“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一篇即求过人，是作文的常见病、多发病，于今尤甚。

清初顾炎武说：“《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顾氏一生得力于此。所谓“先器识而后文字”，强调自身的修养。有远见卓识，才有发现与创见，不致沦为码字工具。

梁启超写《清代学术概论》，自叙中有一段很精彩的话，“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焉。”梁启超的文章，当时被誉为“远胜十万兵”。文章的“魔力”即来自真情——“笔锋常带感情”。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过四点主张：“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篇文章迄今将近百年。今天人们作文，说来惭愧，“说我自己的话”，说出个性，还是不易做到。

鲁迅有《答北斗杂志社问》八条，最重要是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说的是选材。鲁迅到日本人开的照相馆和中国人开的照相馆给孩子照相，照片完全不同，前者孩子“满脸顽皮”，后者孩子“拘谨，驯良”。他分析说：“这大不同的原因，是在照相师的。”照相即作文，取像即选材。文章要给社会“照相”，或“顽皮”或“拘谨”，奥秘在作者如何自觉地当好一个合格的“照相师”。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说：“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又说：“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提不出问题，无益于时；人云亦云，看不出分析，无济于事。一篇文章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当然甚好；尚无解决之策，只要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加以分析，也不失为好文章。何况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往往难于解决问题。

文发于心，思如泉涌。做什么人，有什么文，文如其人。想求无愧于文，不如先求无愧于心。文风之道，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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