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年来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表明，国家的强盛依赖于其大学的强盛；哪里是世界大学的中心，那里就是世界的科技中心，其后该国就成为世界的强国。

在意大利半岛上，1088年诞生的博洛尼亚大学被称为“西方大学之母”，从此吹响了文艺复兴的号角，最早的城邦资本主义经济也在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弗罗伦萨等地产生。1150年诞生的巴黎大学被称为“欧洲大学之母”，从巴黎拥有了最强大的大学集团开始，就为拿破仑的武功文治、革命大业、帝国辉煌提供了思想、技术和艺术的支持。自那时起，在学术界就流传着“意大利人有教皇、日耳曼人有帝国、法兰西人有巴黎大学”的说法。自从英国拥有了当时最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后，英国成为了领导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当被称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柏林大学于1810年诞生之后，科学研究从此在大学登堂入室，世界的科技中心就自然转移到了德国，德国成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最重要的国家。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到德国学习创办研究性大学的经验归来后，他们把这些经验和早期从英国人那里移植的博雅教育的传统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属于自己的研究性大学，美国便成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最主要的发起者。

由此可见，大学是科技革命的动力站，是人类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提高国家实力的重要阵地。大学因此成为无数智者精神的家园和人类智慧的花朵。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的杰斐逊曾经做过美国的第三任总统，却坚持只在自己预定的墓碑上刻上弗吉尼亚大学创办者。

大学何以能成为大国崛起的核心要素

所谓大国，就是具有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对于一个大国的崛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软实力的基础源于教育的繁荣。美国是20世纪世界的头等经济大国和科技强国，这源于其强大的国民教育体系特别是发达的高等教育。因为软实力一方面体现在文化力和民众的素质上，而文化和民众素质的提升均与一个国家的教育实力密切相关。软实力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制度的渗透力上，好的制度甚至影响人类进步的制度均源于那些知识先驱者们的努力，而近代以来，这样的知识先驱者无不源于那些著名的大学。

如何建设大学得以实现强国

我国高等教育通过改革开放35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毋庸讳言，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与世界发达的高等教育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为此，我们必须开展高等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即高等教育理念如何更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如何改革、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模式如何创新。作为大学自身而言，要能成为提升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核心要素，笔者认为需具备如下条件：

首先，大学要有“懂教育、负责任、重人才、没私心、有魄力”的引路人。自从具有教育家素质的科学家艾略特出任哈佛大学的掌门人，他才点燃了哈佛的智慧之光，从此的哈佛迈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北京大学之所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堪称世界一流大学，并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是与其前校长蔡元培“思想解放、富有远见、敢为人先”的个人品质密切相关的。浙江大学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大学在10年间迅速崛起，1946年就被英国李约瑟博士称为“东方的剑桥”，这与1936开始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的远见卓识和拥有非凡的大学理念紧密相连。

其次，要有卓越的教师队伍。引路人的大学理念要靠教师来实现。正如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所指出的那样，大学的灵魂在于汇聚一批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的教授。为此，他竭尽全力，四处活动，千方百计罗致一批有学术威望的教授到校任教，并且让他们留住。当时的理学院就拥有胡刚复、陈建功、苏步青、谈家桢、王金昌等大师级的学者。

再其次，要建立起“崇尚学术、发扬民主、追求卓越”的大学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一切创造的愿望能够得到尊重、创造的活动能够得到支持、创新的成果能够得到奖励、创新的源泉能够汹涌奔流。在这样的环境中，学者们就能心无旁骛地潜心于学问和培育新人，大学就能真正成为有经验的长者与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在一起激荡智慧、绽放光芒的地方。正是因为普林斯顿大学有这样的文化环境，困惑世界无数智者360年而无人破解的费马大定理，最终才能在普林斯顿大学这样的校园里得到解决，当年普林斯顿大学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位居首位；正是耶鲁大学拥有这样的文化，才被称为美国的“学院之母”，诞生了美国20多所研究型大学的首任校长。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最应该具有的文化品格，这也正是当下中国的大学最应该努力学习的地方。

（作者系宜宾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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