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马克思思想中包含着研究当今问题的“启蒙”和“浪漫”两种不同的方法。启蒙方法强调理性、科学、决定论和进步。浪漫方法则强调的是人类本性的非物质方面，而这是恩格斯以及第二国际所阐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所缺失的

马克思思想中的不同方面将会产生研究当今问题的两种不同的方法，我将这两种不同的方法称为“启蒙”方法和“浪漫”方法。简单而言，启蒙方法强调理性、科学、决定论和进步，浪漫方法则强调的是人类本性的非物质方面、工业化的有害影响以及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的价值。马克思思想中最为有趣的事情之一便是其包括了这两种方法。在此，我想概述马克思思想中两个不同的方面，并探究这两方面对当代问题——特别是生态问题有何启发。

“启蒙”方法和“浪漫”方法

启蒙指的是十八世纪欧洲的文学和哲学运动，它根植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及康德、洛克和牛顿的思想。其基本信念在于理性作为通往一切知识与人类关怀的向导的优先性，而进步的思想正是由此而来。当然，不同国家对启蒙的理解不尽相同：法国更感兴趣的是唯物主义，苏格兰是政治经济学，德国则强调文化方面。但是对于理性和进步的乐观观点是这些国家所共同的。对浪漫主义的概述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当马克思开始其思想发展时，浪漫主义在哲学和政治学领域中具有保守、反动、倾向封建主义的内涵。但是，我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的更为广阔的意义上使用浪漫主义的概念，包含着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趣，甚至是一定程度的热情。虽然浪漫主义（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人权宣言》意义上的个人是高度批判的，但是它却包含着对个人的强调。浪漫主义所指的个人是一种全面的个人，其独特和多面的能力仅仅能够在未来社会中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而这一未来社会已经实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价值规范。

马克思思想中的浪漫主义

初看起来，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富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观点是矛盾的，因为同19世纪那些杰出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的思想主要地被视为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马克思思想进行的经典概括便是如此。但是，我想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思想中同样有着浪漫主义的元素，而这是恩格斯以及第二国际所阐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视野中所缺失的。或者，我们举一个更近的例子，即汤姆·洛克摩尔（Tom Rockmore，美国杜肯大学哲学教授）的杰出著作，尽管被描述为“在德国唯心主义传统中重置马克思”，但是他并没有论及马克思思想的浪漫主义一面。

马克思的学生生涯始于波恩大学。在那一时期，他开始接触浪漫主义思想。在迁到柏林后，他参加了萨维尼（Savigny, Friedrich Karlvon，德国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主要代表）的课程，而萨维尼是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者。马克思很快否定了萨维尼，但是我们经常在我们“从中成长出来的”思想中学习到一些东西。更重要的，无论恩格斯对卡莱尔的赞赏，还是马克思对巴尔扎克的类似态度，在否定掉他们保守的政见的同时，都受到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影响。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概念无疑受到了重要的浪漫主义思想家卢梭的影响。如果我们来看一看马克思的《巴黎手稿》的话，他对浪漫主义的继承就更为明显了。他在《巴黎手稿》中说，在过去，文化的发展依赖于私有财产的发展，私有财产引发了所有的畸形。私有财产的超越将会产生人类文化潜力充分与和谐的发展。当生活的真正问题得到了妥当处理，抽象的思想对立——例如唯灵论与唯物论的对立——便会消失。“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

类似这样的段落使人们认为马克思的人类活动模式是一种具有艺术色彩的模式，而他对人的形象的描绘从浪漫主义那里汲取了资源，特别是从席勒那里。人的异化感受找到适合它们的客体的思想，在自由与审美活动之间建立联系的尝试以及全面的人的形象——所有这些在席勒的《信》中都提到了。下面的段落是席勒所描绘的：“快乐与劳动相分离，手段与目的相分享，努力与回报相分离。永恒地束缚在整体的一单个小小的碎片里，人将自己也仅仅塑造为一个碎片；只能听到自己所转动的轮盘的单调旋转，他从未呈现出他的存在的充分的和谐……”，“美学所形成的热情建立了……一个愉快的帝国。在这里，人们能够从环境中解脱出来，摆脱各种束缚，得到全身心的放松”。 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对于马克思而言，艺术是创造性活动的最高形式，而且马克思在《巴黎手稿》的写作中很有可能受到了黑格尔《美学》的影响。此外，可能还具有一种性质相同、却更为当代和个人的影响。马克思在巴黎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在那一时期，他常常与海涅和海尔维格在一起，而这两位诗人都致力于表现德国浪漫主义的理想。海涅是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时唯一感到不舍的人，而正是马克思与海尔维格的接近导致了他与卢格的争论。

然而，也许有人会反对说，所有的这些都是来自于早期的、几乎是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我们知道，马克思思想是否具有连续性富有争议。但是，想一想“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例子——《共产党宣言》。这里，马克思描述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是西斯蒙弟。尽管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具有保守和乌托邦的元素，但马克思认为，这一派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辩护。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劳动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土地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生产过剩和危机；它指出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工业战争，以及旧道德纽带、旧家庭关系、旧民族关系的解体。甚至是 “封建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也将其描述为“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正如保罗·布烈尼斯（P. Breines）所言：“在《共产党宣言》中，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及其所产生的物化关系的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同时具备解放性和压迫性的图景。启蒙运动及其实用主义产物强调的是这一图景的前一面；浪漫主义思潮则强调后一面。而马克思独自将这两者融合为统一的批判视野。”

即便在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中，这种方法也并未消失。马克思后期的著作显示出了他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明显兴趣，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或者是甚至令人震惊的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俄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女活动家，孟什维克首领之一）的信，信显示出他与民粹主义者在对待传统俄国农村公社在将来的社会主义作用方面持有共同的信念，并称其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马克思对民粹主义者一些观点的同情是对民粹主义者的敌人们，比如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诅咒，因此，马克思思想的这一因素实际上便在讨论中消失了。顺便提一下，那些比我熟悉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或许会认为文化大革命背后的思想冲动接近于卢梭和雅各宾派的浪漫主义理念。不管怎样，罗伊（Michael Lowy，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家，著有《马克思主义与解放神学》）对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作出了非常好的总结：“第一，拒绝了线性而幼稚的（如果不是辩护性的）“进步主义”，这一“进步主义”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一般地优于先前的社会形式；第二，理解了资产阶级进步的矛盾性；第三，认识到从人类的角度出发，并将其与过去的社会进行比较，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文明在某些方面来说是一种退步。”

马克思思想中“深入的”生态学

对马克思思想中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的这一方面的简要概述不再是思想史上的练习。近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更为重要的生态危机已经对启蒙运动胜利前进的假设提出了质疑。社会组织采取另一种形式甚至变得更具有可能性。当然，马克思对生态问题产生直接影响的著作的确很少。最近由斯波泊（Jonathan Sperber，美国密苏里大学历史学教授）撰写的长篇马克思传（《卡尔·马克思：19世纪的生活》）中也并未提及环境或生态问题。但是，想想青年马克思的这段话：“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马克思随后的著作《资本论》中，他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如何通过将人口集中在中心城市“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 。甚至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探讨了对地球的破坏，这与卡普拉和洛夫洛克等“深入的”生态学思想有着相似之处。正如戈兰·瑟伯恩（G. Therborn，剑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学家）在其杰出的当代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能够从社会主义理论中发展出来，而不是成为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迟到的限制的话，社会主义将会在21世纪更有意义。”

在这里，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解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他自己研究“主线”的经典概括。马克思将人类的进步阐述为将历经多个阶段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一阐述仅仅是描述性的（指出事物是怎样的），还是规范性的（指出这种以及未来的发展是件好事）呢？《共产党宣言》中将资本主义视为全球化力量的明确赞赏似乎提倡后者，而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则提倡前者。

在这里阅读马克思随即会产生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当支持资产阶级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的确，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会是相对富裕的社会。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写道，为了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随后，在《哥达纲领批判》的一个著名的段落中，他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只有可能“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会出现。然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段落都没有提倡生产力的不间断发展。我们也不必一定要接受柯亨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那具有影响力的阐释，他提出马克思坚持生产力具有自然增长的趋势，而这显然预示着生产力的不间断发展。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阐述支持这一解释。这一社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这里，需求区别于欲望。如果我需要某件事物，我们总是为了另外一件事物，而欲望除了占有以外没有进一步的目的。人们的需求显然是有限的。

尽管马克思的阐述有着不同的版本，但劳动的角色是共产主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1844年手稿》中，非异化的劳动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劳动被描述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但是在《资本论》中，劳动被限制在必需品的领域内，而“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然而明确的是，对于马克思而言，环境危机的解决不仅仅包括财富的再分配，而且在于形成一个人们可以满足的、无异化地生活的社会。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思想中的浪漫主义因素发挥了作用。马克思对人性的整体观点显示出，甚至先于对政治和经济的关注，我们应当首先关注新社会的社会可能性。这也许也包括对技术使用的增加，但应服务于社会进步，而不是成为它的主人。

（翻译与文字整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健）

原文链接：http://theory.rmlt.com.cn/2013/0929/158494_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