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命题，是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与职工经济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释放社会生产力和内需潜力，促进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镇的和谐共进，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解决城乡和城市二元结构难题，唤醒农村沉睡资产，成为扩大和拉动内需的强劲动力。据《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其中，大多数人只实现了地域空间的转移和职业的转变，并没有获得同等的市民待遇，没有能够实现户籍身份的转换、就业状态的稳定以及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的转型。
农民工市民化，必须解决农民工遗留在农村的沉睡的财产转移问题，主要包括土地、宅基地、房屋等。这就需要建立有效机制，把闲置荒废的潜在资产变成可转移、可使用、可流动的现实资产。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最大的资产就是家庭住房、宅基地和承包地等，如果把这些沉睡的资产变成可移动的现实资产，就可以成为其在城市安家落户的可用资产，这也是我国农村发展与集聚城镇化资本理念与战略的重大转变。
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破解农村规模经营难题，促进农业向产业化、公司化发展。目前很多农民工在农村占有土地，而实际上又不能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这一方面会阻碍农业规模化，阻碍其向产业化、公司化经营方式发展；另一方面，土地抛荒现象比较严重，不利于整个农村土地的总体规划。因此，农民工市民化的战略意义，不仅在于促进城镇化本身，同时也在于促进农村、农业的现代化，促进农业由分散经营向规模经营，由传统的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经营方式转变，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奠定基础。
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的产业化、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前提，是增强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眼下农民工不仅是城市道路和设施建设的主体，也是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重要力量。由于其农民和产业工人的双重属性，身份和工作地点、性质都不固定，这种不固定导致其技能难以提升，同时也加大了管理和跟踪问效的难度，成为中国制造质量难以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根本原因之一。我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就要靠素质高、技术强的产业队伍支撑，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形成这支队伍的重要条件。第一，要解决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问题。第二，农民工有了稳定的职业，才能成为产业队伍中的稳定一员，个体才可以在一个稳定的行业追求技术的提升，企业才可以对一个稳定的职工进行长期的技术培训与提升，才能实现农民工技术化。
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职业化，把农民的“根”由农村转移到城镇，是我国现代化首要解决的历史任务。对于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性问题，有人认为，农村的土地和财产是农民工的“根”，保住这个根就能确保农民工的稳定性。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第一，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外出动因、心理定位，还是身份认同、职业选择，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别是有三个比较明显的趋势：从亦工亦农趋向于全职非农，从城乡流动趋向于融入城市，从谋求生存趋向于追求平等。即使出现季节性、产业结构调整性失业，他们也不愿再回到农村，即使回到农村，也无法成为农村生产的主力。因为他们已经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条件，缺少相应的能力和兴趣。因此，所谓的稳定性并不存在。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一部分农民的“根”由农村移到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而且这种转化不仅仅是就业地点的变化，更要实现身份的变化，是要将一部分农民由农村人变为城市人，使他的“根”落脚在城市，并逐步实现农民工的四化，即市民化、职业化、产业化和技术化。
要实现这一转换，首先要选准方向，即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其次要选择好路径。这个路径包括两方面，一是解决从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中可能遗留在农村的问题，比如，农村的资产处置问题；二是进入城市以后，解决农民的身份、待遇问题，包括家庭、就业问题等。当前的关键，就是有目标、分阶段、分步骤实施，使这样一个历史性进程能够相对稳定地向前推进。
可以说，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特别是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着力破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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