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记者 易鑫

短暂的五一假期结束后，高校的老师们重新进入了日常的紧张工作状态，备课、上课、做课题……而与此同时，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修学院副教授赵冬梅却坐在老家哈尔滨家里的电脑前，从容地修改着自己向某顶级国际会议提交的学术论文。

从容思考，精雕细琢写论文——这是赵冬梅梦寐以求的学术状态，这样的状态，她在今年得以实现，这得益于北京语言大学去年底推出的教师学术休假制度，赵冬梅等15名教师第一批申报并通过，将获得一年的学术假期，“到国内外相关机构访学、开展科学研究、进行学术交流”。

学术休假，从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首次提出设想到现在，已有整整十年时间。十年过去，这项旨在推动教师学术成长的制度推广情况如何？存在哪些障碍？能否真正缓解高校教师职业倦怠、激发其学术创造力？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起源：“舶来品”在我国落地

平均每周16个课时，每周一、周二晚上还要承担4个课时的网上教学工作，除了教学及备课，还有学校的事务性工作，以及对所带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回忆起之前年复一年的工作，赵冬梅感觉自己像不停旋转的陀螺。

“我们的一线教师，基本每周上课都在14到16个课时，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北京语言大学人事处副处长王旭告诉记者。

这样的工作节奏，是我国许多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真实写照。多个针对高校教师的调查显示，日常教学、科研评估等多方面的任务和考核让教师们职业倦怠日渐加重，难以抽出时间来整理自己的学术积累，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

而这样的内在需求，对于高校教师这样的高素质群体而言，十分迫切。

赵冬梅是世界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和中文教学现代化学会的会员。这两个学会是对外汉语学界的顶级学会，每年或者每两年都会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同时录用会员们提交的论文。赵冬梅每次都想做出一篇完美的论文提交，但时间总是被各种上课、加班甚至琐碎的事情挤压，只能找出零碎的时间来写稿子，“最后匆匆忙忙地交稿”。

高校教师们类似的困扰早就被国外高校捕获，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1880年，哈佛大学首创学术休假制度，批准工作7年以上的教师可以休假，休假期间享有半薪。之后的100多年来，学术休假在发达国家的高校开始制度化，即要求高校和科研单位在全薪或者减薪的情况下，允许教师或研究者外出一段时间休假“充电”，所有教师在工作一定期限之后都享有申请学术休假的权利。实践证明，学术休假制度对国外高校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促进科研创新能力、提高教师队伍积极性、缓解教师职业倦怠等方面都产生了较为显著的作用。

近些年来，我国开始引入该制度。

1996年，教育部设立了“春晖计划”，即利用海外杰出人才的学术休假进行“柔性引进”。2000年底又增设了“春晖计划”海外留学人才学术休假回国工作项目，而第一批被列入该计划接收学术休假人才的高校也因此尝到了“甜头”。据统计，自2004年起，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承担项目高校先后提出了推行学术休假制度的设想。

与此同时，《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校要实施学术休假制度。2012年，教育部又下发《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到要建立教授、副教授学术休假制度。

2012年4月29日，吉林大学启动《吉林大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行动计划（2011～2020）》，明确提出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教师学术休假制度，并提出“享受学术休假的教师在具有教授职务的教师中产生，学校每年遴选20位哲学社会科学教师进行全薪学术休假，休假期一年”等具体内容，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

2013年12月12日，北京语言大学人事处在其官方网站上，挂出《北京语言大学学术休假制度实施办法（暂行）》，实施办法涉及学术休假的人数、待遇、时间、条件、申报程序、管理等各方面内容，北语成为十多年来学术休假制度具体内容最为详细、公开度最高的高校。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洪成文肯定了学术休假制度在我国高校推行的价值。“一是缓解教授压力，二是让教授集中精力做科研，三是推动人事制度改革。”洪成文说。

现状：一个“熟悉的陌生词”

那么，行走十年，学术休假在我国高校推行现状如何？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现状并不如人意。对于绝大部分高校教师而言，学术休假只是一个“熟悉的陌生词”。

据了解，在2004年第一批提出推行学术休假制度设想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清华大学至今未形成具体细则，中国人民大学基本没有实行过，中科院政策所由于没有出台实施细则，也就一直没有实际演练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一位教授告诉记者，学校没有出台过相关文件，即便是作为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试点单位，教育学部也尚未开展过学术休假，没有教师享受过学术休假待遇。

一项2009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从2004年部分高校高调宣布实行学术休假制度算起，到2009年的5年时间里，国内真正享受过学术休假的人数为零。

而2012年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引入学术休假制度的吉林大学，迄今关于该制度仍然只有一个大体框架，细节问题尚未完善。===学术休假制度在中国的推广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今年3月，北京语言大学正式开始实施学术休假制度后，第一批申报通过的15名教师开始享受学术休假制度，其中讲师9名，副教授5名，教授1名，是我国被公众所知晓的首批享受学术休假的高校教师。

与之前学术休假制度在各高校遭到冷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语正在进行学术休假的15名教师很享受目前的状态。

这一次为中文教学现代化学会会议准备论文，赵冬梅从去年12月收到会议通知后，就开始陆陆续续收集资料，3月开始动笔写作，4月底完稿，其间经过了从结构到字句的反复修改，如今，她还在进行字斟句酌的最后推敲。

“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思考的深度和结构大幅度的改变。”赵冬梅说。这期间，赵冬梅还劳逸结合，陪着年迈的父母去三亚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寒假。

接到记者电话的时候，同样在享受学术休假的北语汉语速成学院讲师杨慧真正在参加教材编写的会议。“从2002年来到学校，一直忙着日常教学、教研工作，没有机会静下心来思考，这次学术休假，我想好好梳理自己的课题，先完成手头几本教材的编写。”杨慧真说，“能有这样的机会，我很满足。”

对于这样的学术休假机会，很多高校教师也表示非常“羡慕嫉妒恨”。前段时间，赵冬梅曾经到母校南开大学去访学，她曾经的同学如今是南开大学某学院的院长，当了解到赵冬梅正在享受的学术休假制度时，羡慕不已，甚至打听具体细则如何，看能否向南开大学提出建议。

可以说，从十年前到现在，学术休假一直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制度，但迄今为止，真正享受到的教师却微乎其微。

记者从《北京语言大学学术休假制度实施办法（暂行）》中看到，第三条提出，“各单位每年享受学术休假的人员数量应控制在本单位实际在岗总人数的8%以内”，北语一共有300余名教师，按照这样的比例，申请教师应该达到24人，但事实上只有16名教师提出了申请，而提出申请的老师基本都得到了学术休假的机会。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上去很美、教师很期待、得到机会的教师很享受的制度，却遭到了许多教师和高校的冷遇呢？

困境：为何叫好不叫座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教师们对学术休假制度叫好却不买账的原因很显而易见。

“首先，按照我国高校教师‘工资+津贴’的薪酬制度，很多教师要靠课题来获得津贴。如此一来，就是有学术休假制度，恐怕也有相当数量的教师，尤其是理工科教师不敢享受。吉林大学选择哲学社会科学学科推行该制度，或许也有这方面的考量。”熊丙奇说。

而对于课时量巨大的文科教师而言，课时费拿不到，也会导致收入锐减。为此，下决心把学术休假制度做好的北语每年专门投入200万元的经费，在保留基本工资和岗位津贴的基础上，为享受学术休假的教师再提供每月1500元的生活补贴。

即便如此，进行学术休假的教师还是会比在学校上课时收入减少。“我们有住房的老师还好一些，收入少一点不会影响太大，但对那些还要还房贷的年轻教师而言，这是决定他们是否申请学术休假的一个重要因素。”赵冬梅说。

在洪成文看来，教学、参加评奖、申报课题、学生答辩、帮助学生修改论文、参加各种会议等日常工作，是教师难以找人替代，从而不敢也不能进行学术休假的更关键原因。

相比之下，赵冬梅十分幸运。“我的机会特别好，带的学生刚刚毕业，又正好有个女同事帮我接手了高级班的汉语综合课程，所以我就放心大胆地申请了学术休假。”赵冬梅说。在她身边，虽然有很多老师希望申请，但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放弃了，其中有的是因为手上有课题，有的是因为没人接课，有的是因为还带着研究生。

对于杨慧真而言，申请学术休假也有着自身的优势：所在的速成学院都是短期教学，休假不涉及耽误教学，手上也没有持续的学生工作。

天津大学化工工程研究所所长袁希钢认为，更加间接捆绑了教师学术休假热情的，是急功近利的大环境。“从整个社会到高校，普遍的思想都是追求比较近期的目标，论文数量、课题数量……这些评价对于教师的重要性，让他们在取舍中会做出违背意愿的选择。”袁希钢说。

与此同时，接这块“烫手山芋”的高校也遭遇了不少质疑。

吉林大学2012年推出学术休假制度时，社会纷纷质疑：为何只有教授享有学术休假？为何是20人？而当北京语言大学推出学术休假时，又出现了各种声音：学术休假会不会成为“学术度假”和“学术福利”？经过短暂的学术休假，真的能缓解教授的职业倦怠感、激发他们的学术创造力吗？

社会和媒体的条件反射性质疑，常常让高校不知所措，即使伸出了探索的脚步，也常常犹豫不决，甚至最终不了了之。

对此，洪成文表示，高校在推行这一制度的时候，解释得不多，宣传的力度不够，社会大众对此制度了解很少，很多问题都是在沟通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

“另外，从制度层面来看，现行的人事制度与新的改革之间有冲突，至少是不协调。旧的制度未曾作出调整，就导入新的学术休假制度，其间必然遇到阻力。”洪成文说。

改进：配套措施加良好社会沟通

要改进学术休假制度在我国高校的生存状态，洪城文认为，首先要改进配套措施。

“休假的教师，其教学由谁替代？要做哪些限制？休假期间，教授所参与的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职责如何履行？休假期间的工资待遇如何适当扣减？谁买单、谁管理、谁监督、谁评估……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制度出台时就做出科学合理的细则解释。”洪成文说。

熊丙奇表示，国外大学的学术休假制度之所以运作成功，是有三项制度作为支撑：一是终身教授制度，二是年薪制，三是学术共同体。国外许多大学目前都实行终身教授制度，不少学校副教授以上的职位，就是终身教职。

“与终身教授制度对应，学校给教师的薪资为年薪。大学教师普遍没有生计之忧，他们会面临一定的考核，但不需要拿着论文、课题、经费去兑现工资待遇，而是会按约定获得年薪。这项制度让大学教师有充分的自主空间，同时仍然能获得较高的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熊丙奇说。

熊丙奇认为，要达到上述结果，学术共同体功不可没。大学对教师实行同行评价和学术共同体管理，教师不是受任务驱动去作研究，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去追求学术理想。同时，学术共同体也让科研或课题团队不会因为某个教师的离开而无法运转。

袁希钢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一直关心学术休假制度的进展，他曾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提交提案，建议教育部专门下发有关在高校确立学术休假制度的文件和规定，在制度上予以保障。同时，将学术休假制度纳入高校考核指标体系。学术休假所需经费主要由教育部、学校承担，教师所在课题组可补充配套。

另外，洪成文认为，推出学术休假制度的高校要善于将改革的背景和目的向社会沟通好，“很多事情，与其盖着盖子，还不如拿到桌面上来。否则只能增加公众的猜疑”。正如王旭所说：“社会对我们有一些不理解的声音，但我们愿意接受公众的监督，事实上，我们就是想为一线教师做点儿事，让我们大量的一线教师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做学问。希望大家了解这一制度，进而能够认同这一制度。”

对于社会各界的各种质疑，专家们也进行了厘清。

首先，高校教师是否有必要进行学术休假？

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林杰曾经带领研究小组对一些重点高校的教师就其专业发展状况进行访谈，大部分受访教师都迫切希望能尽快建立起学术休假制度，以利于他们的专业发展。

袁希钢等专家是这一制度的坚定支持者。“高校不是普通的研究机构，需要安静单纯的氛围产生思想，在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中，教师不可能静下心来积淀学问。从长远看，学术休假制度对高校教师来说是必需的。”袁希钢说。

与此相关的，一个学校哪些人可以享受学术休假？享受学术休假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占学校教师的比例应该有多大？洪成文认为，这些问题在高校出台学术休假制度之时，都须认真考量。“例如，从管理上来看，北京语言大学采取普惠性的政策，规定教授到一定年限基本可以享受学术休假，与吉林大学规定只有20个教授可以享受该制度相比，显然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社会反响。”洪成文说。

其次，学术休假是福利还是权利？

袁希钢认为，把学术休假理解为“休假”过于庸俗，学术休假不是真正的休假，不是福利，而是需要教师真正沉下心来，做出真正的学问。

洪成文也表示，从国际惯例来看，学术休假，免责的是教学，强调的是科研，因此只要在申请报告时添加一项内容，即这一年的科研成果预期，就可以避免“度假”的嫌疑。“学术休假，修的是身体，还是修的是心？为什么不将其称为休假？显然，学术二字，十分重要。”洪成文说。

在这个问题上，赵冬梅的话代表了所有享受学术休假制度教师的心声：“这样的机会，正好能够让我梳理十多年来的学术积累，我怎么舍得用这样的时间单纯去休假？相信高校教师都有这样的自我约束。”

再其次，学术休假如何进行后期评估？

王旭告诉记者，北语将会在第一执行周期后对“学术休假制度”进行评估，对不合适的地方进行调整，以此保证制度的正确导向。而洪成文所提到的科研成果预期的“他律”形式，和赵冬梅所提到的高校教师自我约束的“自律”形式，也是对这一质疑的回答。

对于学术休假制度在我国推行的未来，熊丙奇表示，要让高校教师们从容进行学术研究，是难以单纯通过一个学术休假来实现的，必须对高校科研管理制度、治理结构进行深层次改革，唯有如此，我国高校的学术环境和教授生存状态才能得到根本改善，学术休假制度的推广才有望水到渠成。

什么是学术休假？

“在亚洲西部古国米底有一条古老的河流，这条河六天时间流淌不息，而到第七天就停止流动。”从这则希伯来神话中，有学者找到了学术休假的词源。如今，学术休假坚持了这个词汇原本的精神——每隔一定年限，在全薪或减薪的情况下，研究者外出休整一年或稍短的时间，学习、休养或旅行，它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调整状态来激发研究者的创造力。

学术休假是美国大学教师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源于19世纪末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及其对教师国际化的需求，于1880年由哈佛大学首创。该制度被证实在提升教师教学水平、促进科研创新能力、提高教师队伍士气、缓解教师职业倦怠等方面有明显效果。

来源：中国教育报

链接：http://paper.jyb.cn/zgjyb/html/2014-05/15/content_417100.htm?d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