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里，“三十”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数字。对于个人成长而言，“三十而立”；对于个人命运而言，又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对于政治与社会发展而言，“三十年曰一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对于历史周期而言，“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

今年是第改革开放以来的第30个教师节，因此也具有特别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特地选择在我国最早的现代师范教育高等学府—北京师范大学发表就任总书记以来的第一个教师节讲话（2013年9月9-13日，总书记正在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四国进行国事访问），可谓独具匠心、意味深远。

解放前也有教师节，是每年的6月6日。建国后的1951年，教育部和全国教育工会曾宣布“五一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但执行的结果是教师节没有了。文化大革命中，教师被贬为“臭老九”，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从1980年起，全国教育工会开展了一系列尊师重教活动，提高了教师的政治、社会地位。然而“尊师重教远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殴打教师的事件时有所闻。广大教育工作者真正树立以教书育人为终身职业的思想也还不普遍。”要真正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应该建立教师节，让教师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受到全社会的尊敬。1981年3月起，全国教育工会主席方明、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等为恢复教师节积极奔走，并建议以马克思的诞辰日5月5日为教师节。张承先和方明的努力为教师节的设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以马克思的诞辰日5月5日为教师节的建议虽然符合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态也很有想象力，但的确不够合理。1985年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会议决定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1985年9月10日，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教师节。

30年前的教师节，我在老家的村小读小学。村小的师资很薄弱，多数老师是高小、初中毕业，还有少数老师是小学未毕业，有时老师遇到不会的问题就会搁置争议，下次课再讲。村小的教学办公条件都非常艰苦，连粉笔都要省着用，晚上在教室里写作业时，常常遭遇停电。为了省钱，师生常用煤油灯来照明，作业写完之际，每个人的鼻孔经常是黑的。学校的运动器材只有乒乓球、跳绳、毽子，没有篮球、足球、排球等；音乐器材只有口琴、笛子、小鼓、大锣、快板、洞箫、圆号，足球、排球、钢琴、古筝等是我多年后才听说和见到的。学校也没有图书馆，整个村里可见的课外书寥若晨星。后来到乡中，各方面的条件都有所改善。很多老师是初中中专或高中毕业，甚至还有专科毕业的！没电时可以用汽灯，有了篮球场，看到了手风琴、二胡、笙，图书馆还是没有。尽管如此，我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还是很快乐的。不需要起早贪黑跨村去上小学，没有沉重的书包，没有那么多书本知识要学习，没有做不完的作业（一个11岁的女孩谈到了“自杀”，问死后是不是就都解脱了，问为什么要上这么多的课后班、要做这么多的作业），没有考不完的试，没有那么多考试和标准答案（这个被“标准答案”统治的世界，是一个已知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甚至也是死去的世界，一个远离了创造和创造精神的世界，熊培云，2010），没有培训班，没有游戏机、网络的诱惑。那时的我可以在身体生长的时候有比较充足的睡眠，可以在开阔的大自然里尽情玩耍、探索。那时的天空很蓝、那时的空气很清新、那时的水很清洁、那时的孩子在天地间成长、那时的孩子多数可以天天看到父母、那时的孩子有兄弟姐妹（如果现在的普通家庭有几个孩子，估计这个家庭很可能倾家荡产、流浪街头，孩子连幼儿园可能都上不起），可是这些再也回不去了！当然，那时的村庄很贫穷，农民很苦很累。那时的我一直不明白，为何我的父母和乡亲那么勤劳、那么节俭，为何活的却那么艰难、那么卑微？后来我明白了，感到非常心酸。所以我稍大以后的梦想就是走出农村，远离农民的生活。正如莫言（2006）所说：“人对家乡是很复杂的感情，我们那一代人都是想离开土地、离开农村。当时觉得除了家乡任何地方都比家乡好。济南的一个作家一天三次吃饺子，我觉得这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孤独和饥饿决定了我创作的题材。作家吃饺子是我当作家的最初的动力 。”但在多年以后我真的离开农村时，心里最割舍不下的就是那片让我成长的土地。还是引用一下莫言（2006）的话，“我对故乡的态度就是一个既爱又恨。当离开的时候就会怀念。我当兵的时候有一次回家，一下火车听到小饭馆里放的茂腔，眼泪一下子就出来的。那个时候对家乡的思念就变得非常的具体，比如村头的一棵树等等。” 在现实生活中，莫言成了知名作家，虽然他连小学都没毕业，如果他接受了完整的学历教育，可能就不会写出那么多好的作品来了。莫言在北京安了家，当上了山东大学的客座教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发现自己仍然无法做一个彻底的城里人。他怀念简朴、单纯的农业年代生活。他家的客厅和书房里，摆着各种植物，阳台上的花盆里，还种上了葱和蒜。

30年一晃而过，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数人的命运因此向着好的方面提升。而我则从一个农村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大学教师。在少时，做老师并不是我的理想，而是一些很功利的追求，比如功名与富贵。工作后才逐渐明白，我是很适合做老师的，但是不适合做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老师。而今成为大学老师，实在是造化弄人、老天厚爱。现在每每看到或想到很多孩子沉重的书包、很多孩子留守在老家（见一次父母比见上帝还要困难呢）跨村读书（有的孩子上了校车就永远没有回来）、回家做不完的试题（主要是初中、高中）、课堂上考不完的试、双休或晚上的各种培训班（城市尤甚）、打着点滴学习、标签鲜明的“火箭班”、“飞机班”、“坦克班”，就无比痛心，也庆幸没有在当下接受学校教育。有的学校实行“无死角管理”，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10点10分，时间安排精确到分钟。拿着学生的作息时间表，你看不到哪怕一分钟，是留给学生们自由支配的。成绩、德行、卫生全部纳入“量化管理”，包括“男女生频繁交往”、发呆、吃零食等都属扣分范畴。一位2011年毕业的女生保存了从高一到高三所做过的卷子，摞起来有2.41米，她最终考入了香港大学。我想，这到底对孩子会造成多少伤害呢？如果这样学习就可以考上北大、清华，少时的我可能愿意如此，现在的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当然，我在高中接受的也是典型的应试教育，所以高考的前一天，我拥有在我的一生中最广泛的知识面。高考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所有的学习资料卖掉了，大约卖了30多元钱（大约0.2元/500g），卖完以后觉得真是痛快。想在想来非常后悔，那么多宝贵的记忆只能留在心里深处了。工作以后，我很遗憾地发现，高考前学的太多的知识在工作与生活中毫无用处，但我的思考能力、想象能力、探索能力、创造能力、规划能力、自制能力却在当时被扼杀的所剩无几，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我想多数同龄人和后人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2005），更难培养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人才。郑也夫（2013）认为，在中国大陆受过12年中小学教育的人，即使进入哈佛耶鲁等世界名校也不会获诺贝尔奖，因为12年的中小学教育把人修理得已没有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只是一个考试机器。个人深以为然。我既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更是应试教育的牺牲品。我很庆幸，在高考前的11年学校生涯里里，没有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课程学习、准备考试。高中毕业后，尽管时常会老家，也会常常想念很多老师，但我极少回高中母校。而村小、乡中都早已经撤了，在这个意义上，我成了一个没有母校的学生。

再回到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习总书记选择在北京师范大学发表教师节讲话，是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也是基于社会上对教育的普遍不满做出的积极回应。总书记的讲话重点是什么是好老师，或者说如何做一个好老师。书记谈到，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一个老师，如果只知道“授业”、“解惑”而不“传道”，不能说这个老师是完全称职的，充其量只能是“经师”、“句读之师”，而非“人师”了。古人云：“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是“经师”和“人师”的统一，既要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做好老师，要有道德情操。老师的人格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的重要条件。“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离不开老师的学识和能力，更离不开老师为人处世、于国于民、于公于私所持的价值观。一个老师如果在是非、曲直、善恶、义利、得失等方面老出问题，怎么能担起立德树人的责任？做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老师的基本素质，其中知识是根本基础。学生往往可以原谅老师严厉刻板（请恕我的愚笨，严厉是不是一种错误？），但不能原谅老师学识浅薄。“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知识储备不足、视野不够，教学中必然捉襟见肘，更谈不上游刃有余。做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总书记的讲话，旁征博引，娓娓道来，情深意切，切中时弊。除了第二条，其余三条都是需要政府、社会、教育界深刻反思的，也是需要各界共同努力的，个人高度赞同。

个人理解，总书记讲话之意不仅在表明国家对教师的期望，更重要的是希望形成好的教育，帮助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家庭圆一个美好的梦，实现个人的幸福、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建设好的教育，期待明年的教师节总书记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并在各界的努力下，把它变成美好的现实。因为“全民族精神的堕落是很可悲，很可怕。而教育是最关键的方面。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现在这种教育会有使人种退化的危险。”（资中筠，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