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定力”这个词在时下很流行。去年李克强总理首次说到“定力”。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他在向各国来宾谈到中国的经济走势时，又一次提到了保持定力——“凡事预则立。面对当前复杂形势，我们既要冷静观察、保持定力，又要未雨绸缪、主动作为。”那么，所谓中国的“定力”具体是指什么呢？

经过分析比较，笔者以为，以下诸点，也许可以称为中国“定力”的主要构成。

其一，政策的“定力”。所谓政策定力就是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要坚持以通过加快调结构、促改革来实现既有利于当前又能惠及长远的集约式增长。中国不会也不能再走那种因为经济上的一时波动，而搞短期强刺激政策的回头路。我国新一届政府相信，2013年以来确定的注重中长期发展的方针，在经过一年多实践印证后，可以继续成为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的基本的“政策储备”。

其二，判断的“定力”。老话说得好，预则立，不预则废。所谓判断的“定力”其实就是对中国发展走势的正确估量。今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既然是左右，就表明有一个上下幅度，无论高一点或低一点，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就不会出现超出合理区间的大波动。这也可视为中国经济的韧性。从2013年至今，尽管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思路并未转向增量刺激，但经济仍出现了多年来没有出现的好趋势。这个“好”首先就表现在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产值第一次超过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同时，在刚刚过去的第一季度中，中国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行业增速回落较多；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保持了较快增长。这固然与投资结构的优化有关，但也说明，调整产业结构的努力初见成效。此外，在第一季度，内需在拉动和提升整体经济中的比重也在继续提高，这可称为“曙光”吧。

其三，客观的“定力”。中国经济存在着客观定力，这基于它有着很大的战略纵深。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在客观上有了因为不平衡而形成的落差能量和商值。令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望尘莫及的是，中国经过数十年曲折的摸索和锲而不舍的努力，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与之大体配套的管理体系和营销体系。只要政策得当，特别是政策的指向正确，它自身就有很强的造血功能。更何况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逐步且快速孕化与成长起来的、越来越广阔的国内市场。而正在协同推进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也是中国经济潜在的战略回旋余地。

当然，上述一切“定力”的根本还在于要在那些关键领域特别是财政税收领域中大力推进改革。没有坚定的改革，一切定力都会变成空话。非常遗憾的是，今天，某些人和某些部门一听到中央说“定力”，就又开始了升虚火、发高烧的自我陶醉。几天前，就有人在谈到正在草拟的“十三五规划”时说，中国在“十三五”期间将会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且意味着中国完全可以摆脱“中等收入之陷阱”。不知“说大话者”是否明白，“中等收入之陷阱”是自世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近代史上一个最难以破解的难题。而对它的破解，需要集中全世界的智慧、需要世界范围的市场协调和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也需要各国执政者有足够的气魄和卓越的才能。

笔者把“中等收入陷阱”的症候归纳为10个方面：1.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在劳动力红利消失的情况下，既无法在工资成本方面与更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2.公众出现了新的更为强烈的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民主诉求，社会矛盾出现泛化倾向；3.贫富分化加剧，已触及或超越了红线；4.腐败多发并呈弥散状，外来投资减少，本国资金外流；5.过度过快的城市化使城市边缘化问题日渐严重，社会管理变得紊乱；6.金融体系脆弱；7.就业愈加困难，失业、隐形失业以及半失业大量存在；8.道德水准下降；9.社会公共服务非常短缺；10.生态环境严峻。

试问，哪位神仙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将上述现象轻易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