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湖北日报网）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而粮食安全的根本在于耕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则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由于我国的耕地条件先天不足，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40%，且我国的耕地质量不高，按照我国对耕地质量的划分，由高到低划分为1至10个等级，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仅为4.76。在这样的条件下，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耕地撂荒现象却愈发严峻。据统计，2017年全国耕地撂荒面积高达约1.37亿亩，撂荒率为6.75%。至2019年，我国耕地长期撂荒率已达5.94%，加上短期和季节性撂荒，总占比超20%。2020年这一比例再升至20.79%，其中粮食主产区撂荒率高达7.38%。据估算，2020年全国因耕地撂荒造成的粮食产能损失约为4923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7.36%，足以养活1.23亿人口。在政策与现实的双重背景下，如何解决耕地撂荒现象、有效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已经成为三农领域的基本性问题之一，是新时代下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走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石。

守护耕地重担何人来担

在对湖北省村庄的调研过程中，可以发现相较于传统认识中农民与村民的混淆认知，今天的村民已不再兼负农民的身份。曾经种植业发展较好的大部分村庄已经由村委会牵头，集体将土地流转给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这体现出我国当前的农业生产正在从传统的小农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经营转变。但这也导致绝大部分农民已经失去了土地，进而脱离了农民身份，并间接鼓励了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加剧了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现状。通过调研结果可知，在受访者中，参与非农就业的村民高达61.4%，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占比仅有26.4%。同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可知，2010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为36.7%，至2022年这一数据已经下降到24.1%，这再次表明当前村民已经逐渐脱离农民的身份，同时不再依靠农业生产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

在调研过程中得知，一般村民土地流转的对象主要有两个，即转出给当地的大农户或转出给农业生产的相关企业。转让给农户个人的土地通常继续用于单一种植粮食作物或种养结合的生产模式，大体上保持了其土地的粮食生产功能。但转让给企业的土地，通常不再用于种植粮食作物而是转为种植经济作物。对于第一类情况，在与当地农业大户访谈的反馈中，可以发现受近些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大部分农业大户的生产效益较差。同时种植成本的日益增加，加之粮食价格的萎靡导致农业大户难以抵御市场风险。部分大户在农业生产上缺乏持续投入的意愿，进而严重影响了其流转土地的热情。同时耕地地力补贴归土地承包者所有，这使得流转土地的大户相较于小农户的生产成本更高，进一步影响了其承包土地的热情。而对于第二类情况，大部分企业为保证企业效益，往往延长农业产业链，并将农产品加工车间安置在农田周围。这导致其面临着棘手的排污问题，存在耕地污染的隐患。从整体上看，小农户正在被逐渐挤出粮食生产的舞台。但无论是大农户还是农业企业，均没有能力有效承担保护耕地的重担，守护耕地的重担的主体的落实仍然悬而未决。

耕地质量提升迫在眉睫

在有关耕地保护的问题上，国家的要求已经从耕地数量转向为数量质量两手抓。《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强调，要在保持耕地数量总体稳定前提下，全力提升耕地质量，坚持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农田水利建设相结合。而在实地考察与走访农户的过程中，进一步验证了其意见的重要性。在实际的撂荒问题中，极为突出的问题集中发生在土地质量较差的旱地。这是由于旱地相对于水田，更多集中在山地与丘陵地段，这使得其在水资源占有量上往往匮乏，同时相较于水田其细碎化现象更为严重。而旱地在当地又被细分为“田”与“地”，“田”是指被开垦好的农田，“地”则是未被开垦的荒地。在现实的土地流转过程中，“地”的土地流转没有市场，可以说是无人要的。这些“地”由于其承包人不愿耕种经营，其他农户也不愿转入，只得被闲置撂荒。与之相比，“田”的土地流转具有一定的市场，但其市场规模也相对较小，因为大部分有土地流入意愿的农户，更倾向与流入水田而不是旱田。对于少部分有人要的“田”，其土地流转的价格也奇低，每亩地的租金甚至仅在百元上下。但当走访到一些以水田为主要耕地的村庄时，对于耕地撂荒及土地流转问题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对于水田而言，由于其产量较高，且可以稻虾轮作，这使得其耕作所获利润远高于旱地。这样的水田在土地流转中极为抢手，导致其土地流转的价格高达650-700元每亩，远远高于旱地的价格，而前文所提到的土地被集体流转的村庄也往往集中于这一类以水田为主的村庄中，在这样的条件下，撂荒问题自然也不会存在。

粮食安全落实的路径选择

从调研的整体内容上可以看出，当今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冲突仍然激烈，土地撂荒的背后是农业生产低收益与土地政策不完善的双重作用结果。同时面对着部分村庄耕作激情火热与部分村庄荒地遍野的现状，也间接证明了粮食安全问题及耕地撂荒现象仍然值得当今学者的进一步思考。以下从三个方面探析粮食安全落实的现实路径。

加大粮食种植补贴力度，提高种粮主体积极性。当前种植补贴政策在激励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如由于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复杂性，补贴对象的选择往往难以做到完全精准。此外，在农民培训、农业技术推广等关键领域的补贴力度仍然不足。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种植补贴政策，加强监管力度，确保补贴资金精准发放，同时加大投入力度，优化补贴结构，以更好地发挥补贴政策的激励作用。同时，应考虑地区间的差异，确保补贴标准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通过增加补贴资金，直接惠及广大农民和农业企业，有效降低其生产成本，提高其种植粮食的意愿和动力。

推进耕地质量改善落实，确保粮食生产现代化。当前耕地质量是导致耕地撂荒、影响粮食安全的一大重要原因。对于农民而言，由于耕地质量下降和种植成本增加，其种植收益会受到明显的影响，进而降低其对土地投入的积极性。当种植收益无法覆盖成本时，农民便可能会选择放弃耕种，导致耕地被撂荒。对于质量较差的耕地，应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高灌溉效率，确保耕地得到充足的水分供应。并通过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如精准施肥、节水灌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耕地质量。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对于已被撂荒的耕地，其前期改造的成本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撑，对于以粮食为主要种植作物的农民而言，是完全缺乏耕地改造意愿的。

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解决农民后顾之忧。粮食生产与土地政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学者将粮食生产的低效率归因于土地制度的不灵活，认为只要让土地进行自由的市场交易便可有效激励粮食生产主体的经营热情。从规模化经营的角度来看，规整的田地确实能够使得粮食生产主体应用更先进的生产技术，进而推动粮食的现代化生产。但对于粮食生产主体而言，粮食价格的萎靡与农机、农药、化肥等投入品价格的上涨才是最难以解决的鸿沟，单纯从土地规整的角度出发，对粮食安全的助力收效甚微。对于农民而言，土地不但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要素，也成为了使农民安心的固定收入。尤其对于老龄化严重的农村，那些已经失去劳作能力的老年人，土地的存在成为了他们最可靠的养老保障。对于中青年人而言，土地也是其与乡村最重要的经济联系，一旦土地政策的变化使其失去了固定收入，其未来的发展规划也将与乡村渐行渐远。因此，针对目前农村土地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应在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打消农民的后顾之忧。

（夏春萍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宸语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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