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初次叩开李祖佩教授办公室的门，像是走进图书馆的藏书间，书卷堆积如山，他埋首其间，而我则步入了一个新世界。

读研期间的成长，源于老师带我在经典的书海和经验的田野中遨游和奔走。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如饥似渴地啃噬着社会学经典著作的精华，从韦伯笔下冷峻的“祛魅”世界，到福柯眼中精密的“规训”网络；从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到布迪厄关于“资本”与“惯习”的犀利洞察……面对浩繁的理论，如何梳理脑海中的乱麻，曾一度困扰我。见到我的焦虑和着急，李老师告诉我，经典阅读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只追求数量和面上的概念，而要去尝试提炼和梳理某一个概念，或是某一个学者的思想脉络，抓住一个点挖下去，提纲挈领，才不至于在书中迷失。

李老师的话，瞬间平息了我内心的焦躁，他为我点亮的，不仅是一种阅读方法，更是一种治学的态度——沉潜、聚焦、深耕。我尝试按照他的指导，不贪多求快，而是选定一个核心关切，比如“权力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微观运作”，然后带着这个问题，重新潜入福柯的“规训”、布迪厄的“象征暴力”、戈夫曼的“拟剧论”……当阅读有了清晰的焦点和问题意识，那些原本艰涩的文字仿佛被注入了生命，开始主动向我揭示它们的内在逻辑和彼此间的隐秘联系。以此，我看到韦伯的“理性化铁笼”与马克思的“异化”如何在不同层面回应现代性的困境；费老笔下“乡土中国”的温情脉脉与斯科特笔下农民“弱者的武器”之间的张力与共鸣。老师让我明白，经典并非僵死的教条，而是一个个充满活力、彼此对话的思想现场，重要的不是记住结论，而是理解学者们在著述中如何提出问题、如何构建论证、如何在时代的激荡中回应人类的根本困惑。

当然，学术不是只关注前人发现了什么，解释了什么，真正的社会学之眼，需要在田野的尘风中擦亮。李老师常说，学术的成长是两条腿走路，要用经典阅读来形成思维能力，但真正的学术产出必然来自田野。但当我闯入村庄时，扑面而来的不是清晰的图景，而是混杂着声响、气息和无数生活细节的混沌之网，兴奋很快被无所适从取代：我该看什么？问什么？纷繁复杂的事件如同一团乱麻，找不到线头。上级布置的一项任务要村庄落实，我看到的可能是“效率低下”，李老师却引导我要关注村庄落实过程中争论的焦点在哪里？他们依据什么在争辩公平？是文件规定、土地面积，还是人情面子、辈分高低？最普通的事件里往往藏着权力运作、社会规范的密码。那些村头小店的闲谈、微信群里的只言片语、红白喜事上的人情往来，治理的智慧、信息的流动、关系的维系，往往不在正式文件里，而在这些日常互动中。

与阅读的过程是相似的，田野的训练不只是收集材料，更重要的在于反思这些经验现象背后的社会结构，因此，每天晚上，李老师会与我们共同讨论当天的所见所思。他引导我将田野中的鲜活经验置于理论透镜下审视，看理论能否解释，又在何处需要修正或补充，他鼓励我们从具体现象出发，追问其与宏观城镇化进程、经济结构、政策变迁的深层关联，认识到村庄中“家”的悲欢离合，是时代打在个体生命上的烙印。同时，李老师不忘提醒我们，不要带着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而是要回归到个体、回归于事件，理解行动者自身的逻辑和困境。在研究过程中，不要只把农民当做研究对象，他们是一个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鲜活的人，学术研究记录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最终是为了理解人、尊重人，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让更多的人有更好的生活。

三年的时间，是跟随李老师在书本中遨游和田野中奔走的岁月，是学术生命最重要的淬炼场。他并非简单地传授技巧，而是重塑了我的感知方式、思维路径和学术品格，教会我如何在混沌的生活之流中敏锐地发现问题，如何用“深描”的刻刀剖析社会肌理，如何在经验的泥土里与理论对话、碰撞、生发新知，更教会我在求真路上永葆对“人”的温情与敬意。我想，学问的根，深扎在人间烟火的深处；而导师的指导与恩情，则是照亮这探索之路永不熄灭的灯。

（讲述人：文法学院2022级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史峥贤 审核人： 周治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