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小悦悦事件，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人太冷血，道德素质败坏，陈贤妹为钱为名，立法保护见义勇为，各种言论轰然而至。作为华农人是否说一句“你是华农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华农就强烈谴责他们，要是败诉了，华农给你找块田！”便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自2007年9月南京彭宇案，2011年8月天津许云鹤案后，2011年10月13日“小悦悦”一案倍受社会热议。13日下午5时25分，佛山南海黄岐的广佛五金城里，两岁小女孩悦悦，在路上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和碾轧。18个路人先后经过，但都当没看见，且无人拨打求救电话，而其间小悦悦又被一辆货车碾轧过去。直至6分27秒后，一位拾荒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抱起。对此，网友议论纷纷，引百万微博热议，这一“人间惨剧”再次敲震人心。

17日，武汉一名15岁学生扶起一被电瓶车撞伤的中年妇女，却被伤者指认为肇事者。此类事件屡屡发生，网民争议愈加激烈。面对这样的社会现象，谁需要被救？

问题·老人摔倒该不该扶

“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董藩（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一条转发自北大副校长的微博引起各大高校的“跟风”，于是出现了“你是复旦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复旦法学院给你提供法律援助，新闻学院给你提供舆论支持，经济学院给你资金援助，最后再把他送到复旦附院，医学院帮你讹回来！” ，武大李晓红校长“你是武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武大法学院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武大替你赔偿”等高校言论。

关于“老人摔倒扶不扶”这一问题成为当今社会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扶，出于价值理性，有助于弘扬中国传统美德。但，乐于助人背后所要承担的风险却是个人所不能接受的。出于工具理性，扶的最大利润莫过于一声“谢谢”，而这也可能造成亏本，助人者成了肇事者，赔偿资金不算，好心却被告上了法院，这个风险太大了。在“趋利避害”的综合作用下，路人只能成为纯粹的过路人。

就该问题，首都经贸大学等3所高校联合发布“社会信任问题的大陆消费者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4.8%的受访者认为围观民众该扶起老人；26.9%的民众认为是否该扶不好说，要视情况而定；仅8%的民众认为不该扶，而其中高达87.4%的民众认为不能扶老人是因为怕惹祸上身。该数据显示，社会道德观念虽然存在，但社会的信任危机导致道德判断受到冲击。

探讨·群体性漠视

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一句“物质文明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精神不平等的深化和道德的堕落”便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置于相悖的境地。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而社会信任缺失的背景下，不一定所有的人会“趋利”，但大多数人会本能地选择“避害”。

“好人没好报”“助人被告”等个别现象或直接或间接导致了社会“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漠视，甚至导致了18人的群体性漠视。

我校社会学系副教授田北海老师对此解释道：“群体性漠视是一种集体行为，即人数众多的、自发的、无组织的行为。首先，我们可以将18人的冷漠视为‘彭宇案’的‘后遗症’。其次，作为一种集体行为，18人的见死不救体现的是一种‘责任分散效应’，即在公众场合，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围观者甚多，责任也分散了，很多人形成的第一反应是，‘这么多人，这事应该有别人去管’、‘那么多人都没有施救，我不去施以援手也没什么不对’、‘既然别人没管，我干嘛要当作头鸟’。”

我校学生蒋之恒在接受采访时表态道：“肇事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路人最多只是道德上的谴责。对司机来说，现在不是流行‘撞伤不如撞死’吗？这个是现实，也是性本恶的体现吧，这比路人见而不救的漠视更可怕！”

李亚运同学也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18个路人就是机器人，他们的心是石头做的。这跟教育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和金钱有关，他们为了不浪费时间，哪怕是报警。他们不去报警就是怕耽误了他们赚钱的时间。这是多么的可悲？”

针对如此激烈的谴责，我校社会学系张陆老师从社会心理学角度，通过对人们采取救助行动各过程的具体分析，表示：“若从心理学专业角度分析，世风情形可能并非国人想象得那么糟糕，事件中所涉及到的“道德元素”可能并非国人想象中的那么多，司机和路人看似冷漠的行为，很可能并非“无德”之故。我不以最坏来设想他人，认为路人的见死不救是可以通过非道德的、心理过程的层面加以解释的，这样可以让我们以积极的眼光去看社会，遇到需要帮助的个人时，我们可以少些顾虑，伸出帮助之手。我也不希望我们这些旁观者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把‘路人们’打入万丈深渊，这样对我们社会的道德发展并无太大益处，站着指点总是比躬身实践要简单得多，因此我更希望大家能反思自己，想想自己会怎样做，应该怎样做。”

18人的漠视引人不满、两名肇事者令人发愤，但谴责之后，冷静的反思更为重要。

 反思·是谴责，还是沉思

小悦悦事件不能代表整个佛山，正如“助人被告，英雄流血又流汗”现象不能反映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但个别现象引起的社会争议却不容忽视。个人理性不足以代表集体理性，却能影响社会理性的形成于发展。是谴责，还是反思？

张陆老师——明确个人责任：‘责任扩散’即如果在场人员很多，那么分摊到具体某个人身上的责任就会变小，人们的帮助可能就会减少，因为人们认为，就算我不去帮，别人也会帮的，于此相伴随的，人们不去帮助他人所产生的愧疚感也会减少。这是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共性，若以道德来判断该行为也有失偏颇。在一些围观而不施救的情境中，这种心理作用极其明显。要减少责任分散，求助人不能泛泛地呼救，而应该具体到某个人，这样责任就明确了，得救的可能就加大了。

田北海老师——更需要反思主流价值体系：在小悦悦事件中，我们可以将18个人的行为看作是个人理性的，但他们绝不是集体理性的或社会理性的。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地谴责2名肇事司机一样，我们亦不能简单地谴责这18个人冷漠，甚至谴责他们没有良知，谴责社会道德败坏，我们更需要反思的仍然是我们的主流价值体系。

                                     举措·立法保护见义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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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国外，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已经有相关法律保护，德国及意大利的刑法对见死不救给予判刑。而国内深圳已与今天将立法保护写入计划。

■立法保护两大问题：第一是没有足够的资源，我们不可能在每个路口都放置摄像头，这种事情十件里面可能真的存在一件事讹诈的，就如南京彭宇案；第二就是利益分配不均。无法鉴定见义勇为奖励资金的多少，也可能造成一哄而上救助他人，从而导致难以分配奖励。

■重点是在消除后顾之忧：若立法，首要目的应当消除救助者的后顾之忧，而非将奖励。再则，作为救助者创成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也不应该为此要求索款。

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假若有一天我们自己或是亲人朋友面临困境时，我们会希望路人怎么做？而我们面对别人的热心帮助，施予的援手又会怎么办？在这样的事件中谁才真正地需要被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