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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报】恢复高考40年 他们被改变的人生

核心提示: 1977年,23岁的刘凡已经从武汉到钟祥东桥公社当知青两年。这一年10月,我国正式对外公布决定当年恢复高考。12月7日这天,我国570多万人参加高考,成绩公布时,正在窑厂里烧窑的刘凡知道了自己被大学录取的消息,这一年录取率约5%。如今,刘凡已是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当年的高考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高考前,自己行万里路,高考后,读万卷书。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记者 张衡 刘倩雯

1977年,23岁的刘凡已经从武汉到钟祥东桥公社当知青两年。这一年10月,我国正式对外公布决定当年恢复高考。12月7日这天,我国570多万人参加高考,成绩公布时,正在窑厂里烧窑的刘凡知道了自己被大学录取的消息,这一年录取率约5%。如今,刘凡已是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告诉长江商报记者,当年的高考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高考前,自己行万里路,高考后,读万卷书。

而在1987年参加高考的吴修玉也感慨万千,“当年的高考虽已不再像恢复高考之初那样竞争激烈,但是不足三成的录取率还是把很多人挡在了大学门外。”

同样参加高考的李玲莉则恰逢大学生告别免费的改革时代——1995年。但不少农村孩子的命运仍因高考而改变。

如今,在恢复高考的四十年里,考生们用不同的方式,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书写着每个时代高考政策的变化。

插秧知青当上博士生导师

【讲述人】刘凡,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高考时间】1977年

四十年前的那个寒冷冬天,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下乡当知青的刘凡,在获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白天拿锄头,晚上握笔杆。坐着牛车赴考的他,无疑是当年570多万考生大军中的“幸运儿”。

“几乎没有时间备考,秧插在地里,如果不管就要死掉。白天的劳动结束后,心急如焚地回到自己屋里,点着煤油灯看书。”当年,刘凡在湖北钟祥东桥公社当知青,当他获知恢复高考的信息后,每日复习到深夜,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就拿出以前的看,从头看到尾。

1977年10月21号,国内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关闭了十年的高考之门再次打开,66届、67届、68届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都可以报考高等院校。刘凡说,这么多的人,其实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但是高考又是一个摆在眼前的机会,不参加高考,可能后悔一辈子。

临近高考的前几日,刘凡坐在牛车上,车上铺了点稻草,盖上铺盖,将他拉到了考点附近的农民家里。

“11月份的那天很冷,考完了感觉全都会做,可很多东西还是做错了,对过答案后更是心灰意冷。”刘凡向长江商报的记者回忆说,他当时感觉自己上榜已然无望。

“成绩宣布时,我正在窑厂里烧窑,张榜的人来念名字,念到这一个,念到那一个,最后终于听到了我的名字。”回忆起当年,刘凡仍难以抑制那份激动。刘凡说,当时真是非常兴奋,这就意味着可以读书了!

那一年全国招生27万人,刘凡所在的公社有300人报名,考上了150人。其中148人是知青,另外两人是小学教师。刘凡说,当时要先报志愿再考试,他心里没底,一共报了三个志愿,第一志愿和第三志愿都是填的武汉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另一个是石油化工学院,专业都是和自己感兴趣的化学有关。

那年,高考录取分数线165分,刘凡考了223分,而武大的录取分数线是220分,他也如愿被武汉地质学院录取。

“在大学里,所有人都很努力,学习的气氛很浓。”刘凡说,每天晚上大家自发自习,听课之前把要学的预习一遍,听完老师的课再复习一遍,每次一下课就把老师围住问问题,很多都是助教,被问得大汗淋漓,答不出来就去问别的老师。

“学校附近的新华书店,一到周末就是‘人山人海’。”刘凡说,可能大家觉得越是耽误了十几年,越要用4年的时间追回,所有人对读书、学习的热情都很高,还有大十几岁的工农兵来到大学,就是想多学点东西。

参加高考之前先预考

【讲述人】吴修玉,武昌首义学院副教授

【高考时间】1987年

吴修玉参加高考的时间,恰好是恢复高考的第十年。1987年,20出头的吴修玉从湖南老家的华容县一中,以558分考上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学)。当年,他们全班52人,考上大学的有37人。

“当年的高考虽已不再像恢复高考之初那样竞争激烈,但是不足三成的录取率还是把很多人挡在了大学门外。”吴修玉说,当时可谓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上者均为“天之骄子”。

1982年高考发生新的变化,高考前需先进行预选考试,预选通过才能参加高考。激烈的竞争面前,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尝到付出后收获的喜悦。吴修玉回忆,他当年5月初要先进行预考,7月初高考,很多考生在预选中被刷下来,不能进入高考考场。

“当时学习风气好,同学们从高一开始就目标明确,直奔考大学。”吴修玉对长江商报记者说,那时人们对于读大学的期望还是非常高的,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对于父母和孩子都无疑是很大的打击。尤其是农村孩子,家里经济条件基本上都不太好,由于城乡户口的身份差异,想要跳出农村吃商品粮,高考是很多农村孩子的最大出路。

吴修玉说,许多同学都是从农村来县城中学读书,可是临近高考时却突然被预选刷了下来。他们只好等到高考结束,才同参加高考的同学一起回家。

在吴修玉读大学期间,他每年只用缴纳二十来块的课本费用。吴修玉说,当年没有助学金,但设有奖学金。一个班上一半学生能拿到奖学金,奖学金分为一、二、三等奖,金额分别为75元、50元、25元等。

吴修玉回忆,当年大学期间,学生考试舞弊、违纪一次留校察看,两次则开除,大学期间四门补考,则拿不到学位证书。

大学告别免费时代

【讲述人】李玲莉,武汉市建港中学教师

【高考时间】1995年

1994年是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一道分水岭。这一年,中国高校迎来了改革力度最大的一年——自费上学,自主择业。恰巧,李玲莉这一年参加了高考,未能赶上“免费”的末班车。

一年后,选择复读的李玲莉成功考取了湖北师范学院(现湖北师范大学)。师范专业毕业的李玲莉无疑是幸运的,她的很多同学未能享受到“毕业分配”,而只能自主择业。

“第一年高考完可自费读大学,但是父母均从事教育工作,希望再考一年读师范,我也就听了他们的意见。”武汉市建港中学教师李玲莉如今已从事教育工作近20年,谈及高考变化,她认为,如今考题更为灵活,而当年高考对考生知识点的掌握要求相对单一。

1994年,文科和理科试行3+2,即文科考试是语数外加上政治历史,理科考试是语数外加上物理化学,每科满分150分,总分750分。李玲莉回忆说,当年自己政治考了130分左右,考试的内容有名词解释、填空等,平时基本靠死记硬背,如今高考题型更注重培养考生多角度、多侧面综合分析问题的思维习惯。

1995年,就读于湖北钟祥一中的李玲莉,在复读一年后成功考上了理想学校。在她第一次参加高考的那年,原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提出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招生开始,通过建立收费制度,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

据李玲莉回忆,当年她的大学学杂费是750元一年,同时学校推行四年一次缴纳只要2800元的政策。李玲莉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尽管师范生每月补贴43块钱餐补,但学费对于很多农村子女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少同学回忆时说,当初接到入学通知书时家里都表现得忧喜交加。”

同时,李玲莉说,尽管如此,但在当年能考上大学,亲友、邻居见到了都是夸赞,不少农村孩子的命运也因高考而改变。

恢复高考制度后的1977级学生教育实习动员大会。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供图

责编:ZB

责任编辑: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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