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里何处，李白轻舟刘郎情

考察张王庙

南湖网讯（学通社记者 徐艺戈 胡晨璇 川竹）心有文章千百，落笔自有行云。从提笔编写《世界遗产地 唐崖土司情》到搁笔，不过月余。萧洪恩靠在椅子里，精神抖擞地笑道：“写这本书就是‘速度’和‘情’。”

遥想当年，李青莲远谪被召回，豪气满襟，才写下“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见证着良好心情下的“速度”。正是怀着一腔对家乡的热爱，萧洪恩也才能虽难而不觉，走笔疾书。割舍不下血浓于水的乡情，萧洪恩回到湖北恩施、咸丰县城，来到了新的世界文化遗产之地——唐崖土司城。

多情如刘梦得，也正是在钟灵毓秀的土家族地区写下“道是无晴却有晴”等九首《竹枝词》。是故刘郎情，又怎不是萧郎情。

实际上著书立说乃是长久之计，不可能一蹴而就。时至今日，学术界研究唐崖土司，都只是依据一部民国的族谱，资料相当有限。然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萧洪恩就搜集到了三部清朝至民国时流传至今的唐崖族谱，并亲笔手抄在册，本书中共借鉴了五部族谱。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对于萧洪恩而言，他的创作源泉正出于对唐崖土司文化、对土家族文化的理解。生于斯长于斯的经历加之浓于骨血的热爱，成了萧洪恩的源头活水。“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萧洪恩微微一笑：“我看我的家乡就是那么美，怎么都看不厌倦。”那么这理解与热爱从何而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要有情感上、思想上的高度。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翻开《世界遗产地 唐崖土司城》，跟随萧洪恩进入咸丰。从地势最低的唐崖河畔出发，移步换景，一层层地走遍唐崖土司。而地势上的登高，也是文化上的登高。萧洪恩始终坚持，做事的时候要站在一定的高度，而不能停留在描述上。为什么《九歌》中竟有十一篇？这是一个长期困扰着学术界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萧洪恩在书中做出了解释。在土家地区方言里，“九”就是鬼、就是情，说到底“九歌”就是情歌。从民俗、学术方面加以一定的考证，在文化上不断登高。

萧洪恩重点对张王庙进行了考证。张王庙，过去又被称为马王庙。旧时武庙代表军队，信仰马王，因此武庙一定要伴随着马庙。根据各个县志、地方志，一般地，在平原地区，军营的附近就是马厩，武庙的附近就是马王庙，且一般在右侧。

但是整个武陵地区，包括唐崖土司，所有的建筑都是吊脚楼式的。吊脚楼的最大特点是它作为一幢房子，牲畜住下面，人住上面；换句话说，咸丰的武庙和马王庙就在一栋房子里。这恰好是根据武陵地区的居住格局形成的庙宇格局，即张王庙“包括”马王庙，而非“又是”马王庙。

萧洪恩把这些文化现象一层层剥离开，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来解释这些文化现象，也矫正了一直以来人们的一些误解。在整个武陵地区，很少有把它分开的，基本上都是吊脚楼式的。这个误解，反映出一些重要的文化现象。正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全面看待事物。

从前和现在，唐崖土司并未改变，但文化资源成为了文化资本。萧洪恩常常会想，唐崖土司城的那些文化，它在呼唤什么，内心在呐喊什么？作为新的世界文化遗产，迎来唐崖土司城的文化春天就是它的目标。而只有文化资本成为发展的精锐力量，物质文化遗产才能有一个繁荣的春天。这是萧洪恩始终如一的观点。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萧洪恩就提出通过文化资源谋发展的问题，在恩施成立民族文化研究所，修建民族文化宫，当时便已落实。提倡民族文化是战略眼光。只有湖北民族地区的发展大步迈进，才能真正做到“咸庆丰年盛世真”。

通过这本书，萧洪恩传递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文化观念——坚持文化生产力。从《缘起》的寻找精神依归，到《直到有一天》的文化自觉，萧洪恩一直在找寻“情”。正如弥久弥新的家乡情，找寻情感其实是在找寻自己，是在寻根。这种文化寻根传达了萧洪恩的执着。而这种坚持与执着，常常被文化自觉触发，即便这文化自觉可能来得很偶然。

“我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执着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热爱者。”萧洪恩淡淡地说。

清明时节，萧洪恩回乡扫墓，发现原来走的那些小路都代之以大路、公路。社会的快速发展让萧洪恩心怀感恩，笃定了要立足发展来看问题，便写下了《祭路》，不仅感恩于当代发展，而且也祭奠那些为发展做出过贡献的“老路”。

萧洪恩对文化、对民族文化、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有充分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这自信就是萧洪恩保持良好心态的原因。自信才能大器，大器才能豪气，豪气才可能往前迈进。这就是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