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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教授来校谈中西正义观比较

核心提示: 12月10日晚,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邓晓芒教授做客我校狮子山讲坛,在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与我校师生共话“中西文化正义观比较”。他从 “义”与先秦诸子、 “义”与“利”、“公义”与“私有制” 、现实“理想国”:依法治国等对中西方正义观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七点结论。

邓晓芒老师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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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工部(处)通讯员王冬萍  图|学工部(处)通讯员盛楠  校团委通讯员黄艺娴)12月10日晚,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邓晓芒教授做客我校狮子山讲坛,在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厅与我校师生共话“中西文化正义观比较”。

  “义”与先秦诸子

讲座伊始,邓晓芒对义与正义做了区别。“‘义’来源于孔孟学说‘君子寓于义’,是中国传统正义观中最广泛的说法,而‘正义’是五四以后从日本传入的一种新说法。”邓晓芒说,“义”在中国古代有三个意思。从字形、字意上来说,有威仪的意思,“义”的繁体是上羊下我,即头戴羊头以示庄重之意;从规范制度来说,有礼仪的意思,管子“君臣父子谓之义”体现了这一点,每个人处在合适的位置谓之宜;延伸意义上,有天人合一的意思,对老百姓仁德,推广与万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将“万物自然之则”上升到“人情天理之公”。

对于儒家学说中的“仁义”,邓晓芒认为,孔孟虽为一家,实则各有侧重。孔子重仁,立足于人情亲情;孟子重义,推己及人,成为天下之大道。仁与义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仁内义外”。孟子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强调了义的调节与外在规范作用,孔子的孝悌则从内心情感出发。君子之于天下也,只要合乎理,都可以,没有固定标准。义还扩展为政治制度方面,如周礼定成制度,用礼来约束规范;游离于政治外的义,是讲平等的“仗义疏财,劫富济贫”之义。

                                                “义”与“利”

对于义与利的关系,邓晓芒谈到孔子言义不言利,墨子把义建立在利上,“万事莫贵于利”,甚至急功近利。孔子认为从亲疏爱,而墨子建立仪,即义的标准,天下之所以乱者,无政长,导致“一人而一义,二人而二义”,大家都坚持自己而否定他人,所以墨子主张统一标准“天子统天道之意”,把天意立为标准。墨家虽逐渐衰败,但墨家之义并未绝迹,反成为民间侠义精神的源头,他认为,侠义演变成“忠义”,是墨家之义转于儒家之义的体现。

“法家不讲仁义,认为仁义是不顾社会现实的,‘小者地衰而位卑’,因此坚决反对施救贫困的人,并认为施行仁政会导致暴乱不止,”邓晓芒解释说,虽然法家主张严刑峻法,但自身也意识到严刑峻法有违道德。他还谈到道家对于“义”的理解,老子认为世界如此糟糕是讲德造成的,因为仁义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大道废而智慧出”,他极端反对智慧,认为根绝智慧,抛弃仁义是追求自然的唯一方法。

“公义”与“私有制”   

“梭伦认为,正义主要是为了调整财产观念,这一点同墨家相似。”邓晓芒认为,一切损害私有财产的行为都是不合理的,所谓公正,就是贵族和平民都要克制欲望,无贱无贵,一视同仁。邓晓芒坦言,西方不提人情,惩罚女神一手持天平,一手持剑,并蒙住双眼,就是强调平等与公正。这一点与中国的义不同,儒家强调差别等级,是不平等的,墨家虽有侠义,带着一定公平性,但没有形成规章制度,只是一种道德冲动。

邓晓芒说,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认为正义是矛盾,战争是普遍的,斗争是必然的,与法家“重刑者,非谓罪人也,而为止境内之邪”的观点异曲同工。邓晓芒认为,在神的眼里一切是平等的,神是理性的,人的一切法律因为神的法律而存在。中国的墨子相信鬼神,主张有天之义。

现实“理想国”:依法治国

谈到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及其《理想国》,邓晓芒说到,《国家篇——论正义》一文借苏之口批判了四种当时甚嚣尘上的正义观,包括强权政治,契约政治等,反映出私有制的矛盾。苏格拉底认为,在私有制基础上,谈正义容易被认为是为己谋私利,应从大处着眼,以大见小,撇开私利。

邓晓芒说,尽管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都提倡“理想国”,但其只存在于理论世界中,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只能建立相似制度以靠近它的状态。世俗的正义在神的正义改变下,趋于标准。“追求民主制是柏拉图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他认为政治家首要素质就是理性与逻辑,并由哲学家制定法律,依法治国。”邓晓芒还以卢梭为乌克兰制定法律为例,说明理念世界是绝对纯粹的,由理智通往法治,由外法契约转向内法灵魂之法。他直言,中国的义是天下之规范,虽然崇高但不神圣,其最终目标仍没有跳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与西方强调的公义大相径庭。

最后,邓晓芒就中西正义观比较做出结论。第一,中方人性本善论,强调互相帮助,牺牲与成全;西方则是论人性本恶,以法为等效的相互制约。第二,中方重视主观内心,固化性、潜规则与不可操作性;西方重视客观性,可操作与可修改性。第三,中方强调情理,体验与熏陶;西方则重视掌握政治科学。第五,中方讲究天人合一 ,西方则是对神的间接模仿,人神相分。第六,中方以家族血缘为中心,扩展为国家体制;西方采取民主制,实行共治。第七,中方的“义”只是仁义礼智信之一,中国更重仁孝,义次之;而西方把正义看作一切美德的总汇。

邓晓芒,湖南长沙人,1982年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主攻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在学术界和思想界有很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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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盛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