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启蒙

　　讲坛一开始，邓晓芒先给同学们介绍了中国的前两次启蒙及其反思，以便为新启蒙探索方向。中国的前两次启蒙都是发生在20世纪，一是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者便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
　　“这两次启蒙都只是昙花一现，来势凶猛但不久便消沉下去，反过来却多被后人批判。”邓晓芒这样评价这两次启蒙。但是经过一代人的记忆，启蒙仍是回避不了的话题，故而反思是必要的。邓晓芒认为中国两次启蒙的消沉首先在于启蒙的工具化：少数知识精英从西方学习观念自以民众监护人的身份来以启蒙为工具服务人民。这些精英往往认为民众无需启蒙，只需要他们自己的努力。
　　这样使得启蒙完全成为了被接受的事物而非它的本质——动用自己的理性而创造的思想。所以中国的前两次启蒙运动的特点是以运动人数为重，重视轰动效应而很少在乎到理论本身，而启蒙家在中国也变成了谋士，眼睛向上，仅仅召集民众的意见并为上级出谋划策。然而在西方，像卢梭、康德，隐居起来思考真正人性的问题，自然不会去发动群众。“中国的启蒙缺乏宽容和论战，只考虑启蒙的可操作性，最终必然会被操作性更强的传统的国学风湮灭。”
　　而这和中国传统基于自然的小农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小农经济人的人格没有独立，需要皇帝或者精英的统治。”邓晓芒这样评价。然而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使自然经济渐渐解体民众渐渐需要市场经济的一整套普遍规律，这便是第三次启蒙的原因所在。

　　第三次启蒙运动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科学向理性的深入。以前世人对科学的理解大都是技术。五四运动中，国人在探索救亡的政治技术，而80年代人们则一直在寻找振国科技，而这一切仅仅是技术，缺乏包含怀疑精神和逻辑精神的理性科学精神。
　　第二个特点是民主深入民权。民主不是给予的，民众也不应该仅仅接受权力是创造权力，只有自主之民才能建立民主。
　　第三个特点则是大力宣传普适价值。“中华文化承认普适价值，但还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次启蒙的任务和前景

　　在讲座的最后，邓晓芒给同学们讲述了第三次启蒙的任务与前景，作为任务，他认为振兴中华民族必须用理性对抗天理并以人权重建自由。
　　而对于第三次启蒙的前景邓晓芒表示目前中国不再是空想，已经有了物质基础。而回归传统也绝对不是出路，只有启蒙才可以振兴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