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者所以袖手旁观，并非都是冷血，怕的是好心没好报，救人反被人诬，而被冤枉、被反诬的滋味不好受，更会因此而陷入身心疲惫的麻烦泥淖中。因而，在一些人那里，道德感再怎么强，道德冲动再怎么激烈，都可能被自己的理性警告而收敛进内心。这从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几年前“南京彭宇案”、最近甚热的“天津许云鹤案”等酿下的恶果。
类似这些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关键证据缺失。没有监控录像，没有目击证人，双方各执一词，既不能自证清白，又不能互证错误。而讲证据的法律，对此情况也会束手无策。如此纠缠不清，结果是大多数人们沉默了，谁也惹不起这样的麻烦，也就缩回了本想伸出的道德援手。无疑，类似案件的发生，必定有一方在绑架道德。
当此之际，再多的空谈争论已是无用，要紧的是必须找到破解之法，才可能挽回社会的信心，减缓社会公众的道德焦虑感和恐惧感。否则，社会道德还会继续滑坡，残酷的道德悲剧还可能再上演。
发生在江苏如皋的一起“绑架道德”未遂事件或许给人一个启示：面对“碰瓷”的“道德恶人”，也应施以相应的策略智慧。当初司机救倒地老人反被其诬，幸有车载录像还其清白。由此想到，破解此类难题或许还需要把“监控录像”作为一个策略，设置“囚徒困境”。当双方争论不休时，无论有无监控录像都先封存，告诫任一方撒谎，经监控录像证明后将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可能的监控录像，将会给绑架道德一方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而最终理性选择放弃。
我曾提出，在证据缺失又难以寻证的情况下，则首先应当启动法院调解机制。也就是充分发挥法庭的调解能力，最终求得双方基本满意的共识。而在任何形式的调解都无效的时候，则应启动社会道德自我救赎机制。也就是考虑由有关社会公益基金买单，这个基金则可以由社会各界捐赠等设立。这是一种陷入困境下的社会道德良心的自我救赎，能够涵养社会道德良心，可以成为公众在伸出道德援手时免除后顾之忧的制度后盾。当然，法院也多了一层职责，防止一些人对基金进行讹诈，屡屡让基金当“冤大头”。
事实上，当绑架道德的案件屡屡发生之后，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仅仅采取单纯的“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基金奖励的办法，是不足以引导社会公众的道德养成的。面对绑架道德事件，躲避不是办法，束手无策更是不对。只有彻底破解了“道德绑架”难题，才可能有良好的“道德重现”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