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刘纪麟的童年经历了战乱的阴影——3岁丧母，9岁丧父。他曾在战争年代寄住于舅父肖劳（著名诗词书法家）家，耳濡目染中，时局的动荡和传统文化的熏陶都给他很深的印记。
    1945年，国共和谈，毛泽东亲临重庆主持和谈。全国空前的民主气氛激发了一代青年追求民主进步的思想。从此在重庆某报纸担任编辑的刘纪麟的命运开始与祖国的脉搏联系起来。
    在内战期间，刘老担任湖北农学院学生自治会理事，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参加护校保产，迎接解放的活动。在建国60周年之际，本选题关注刘纪麟先生归国前后的故事，刘老的经历也是建国60周年来留学苏联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不算宽敞的小房间，一张床，一台电脑，两张书桌，书桌上摆满各种书籍和资料，一本浅绿色的题为《2009年春季玉米育种授粉计划》的书册格外引人注目。虽然已经是83岁的高龄了，已经退休10年的刘纪麟老先生现在依然精神矍铄，在家做着“超甜玉米”研究工作，偶尔还会亲自去一趟试验田，观察他为之倾注了一辈子心血的玉米的育种情况。
      1926年3月5日，刘纪麟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6岁开始上学，学习勤奋，名列前茅。9岁那年返回湖北天门老家居住。因生活困难，又到姑父家寄住，几经波折，多次转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在天门干驿镇小学毕业，后转到舅父肖劳先生（著名诗词书法家）家寄住，并随其全家入川避乱。在舅父母的接济下，先后就读于重庆市立初中、合川国立二中初中部和江津国立九中高一分校，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武汉。
      1946年秋，刘纪麟考入湖北农学院农艺系，在大学期间，刘纪麟主要从事的是玉米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大学毕业后，刘纪麟留校担任助教兼政治辅导员。1952年秋院校调整，湖北农学院并入华中农学院，他先后担任助教、讲师。
      1955年5月，刘纪麟、孙济中、周茂繁三人通过选拔和考核，被选送到苏联留学。同年秋天，刘纪麟考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为留学苏联做准备。1956年10月，刘纪麟到苏联乌克兰农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从事玉米育种研究。
      “根据苏联的气候特点，每年5月中旬播种，到9月下旬这将近5个月的时间里，必须做一系列的观察和记载。”从播种到成熟，每个环节刘纪麟都做了仔细的记载。对于从事科学研究，刘纪麟表示，必须得钻研进去，一点一点的做下去，耐住性子来做研究，才能取得成功。他的这种求学精神也“传染”给了他后来的学生。他的学生、我校教授徐尚忠说：“静下心来认真做科研，刘老师的这种精神以及他对我的教导，让我一辈子受用无穷。”
      除了在试验田进行研究以外，刘纪麟还利用假期和来自辽宁农科院的留学生陈庆华一同进行半旅游半参观式的访问。在海边城市奥德萨，他参观了那里的遗传研究所，在紧靠波兰的小国家莫尔达维亚，他拜访了该国从事玉米研究的老教授科瓦尔斯科，并参观了他的试验田以及那里完整的玉米材料。“每到一处，那里的人都非常的热情，毫无保留的把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告诉我，并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刘纪麟对当时的印象很深刻，他还专门去拜访了身在德聂普罗彼得洛夫斯科的查理耶夫，苏联国内著名的玉米专家。“我在他位于格鲁吉亚的试验田里参观了他种植的玉米，他给我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除去科研和学习，他还和留学生去参观了苏联的集体农庄，那里的人们专门为他们准备了简单而真诚的欢迎会，“居住在干净、宽敞的苏联格式房子里，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苏联的那种生活方式和气息。”
      1960年，刘纪麟完成了题为《乌克兰森林草原地带玉米育种原始材料的组建》的农业科学副博士论文，参加答辩的有许多来自苏联国内的玉米专家。他们对刘纪麟的论文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在玉米育种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表示，希望他能够再留苏一年，可以授予他博士学位（苏联的研究生培养为四年，毕业后获得副博士学位，参加工作后再返校学习才可获得博士学位）。刘纪麟婉拒了苏联专家的好意，因为要急着回国做科研。1960年10月他回到祖国，“在国内做科研和教学才是最重要的，国家更需要。”随着刘纪麟回国的，还有来自苏联和美国的玉米种子，正是这些种子，为12年后抗击玉米T小种小斑病立下了“汗马功劳”。
      学成回国后，当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凭着对玉米育种的热爱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在既无经费又无助手的艰苦条件下，刘纪麟着手进行华中农学院的玉米育种研究，并将工作的重点放在玉米雄花不育的研究上。“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玉米的育种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经过多年努力，他于1970年实现了T型不育细胞质三系配套，年底被分配到华中农学院宜昌分院，在湖北省农业厅和宜昌行署的支持下，开始繁殖和示范三系杂交组合。
      70年代初玉米小斑病T小种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使玉米雄花不育的育种研究受到巨大冲击，1972年宜昌地区也突发T小种小斑病，T型细胞质受害严重。当时玉米雄性不育系的研究跌入低谷，许多单位纷纷下马，停止了玉米雄性不育系的研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锲而不舍的精神立即转入新型胞质抗病玉米不育系的研究。通过扩大育种材料和南繁加代措施，将从苏联带回来的玉米材料带到海南陵水栽培，并最终发现了唐徐型玉米雄性不育胞质。他每年都要跑几趟海南，经过5年10个世代的选育，终于在1977年育成育性稳定的质核双抗的唐徐型雄性不育系，并提出了利用细胞质和细胞核双重抗性防治玉米小斑病的新思路。
      20世纪80年代，由他亲自培育的新型的恢复型抗病雄性不育胞质杂交种华玉1号问世，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国内第一个正式通过区试和鉴定的新型玉米不育胞质杂交种，他还相继育成华玉2号、3号恢复型雄花不育系玉米杂交种创建具南方特点的玉米轮回选择基础群体，为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和发展南方玉米生产与育种事业作出了贡献。同时，刘纪麟还十分重视雄花不育性的基础性研究，深入到细胞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水平研究玉米雄花不育的机理，对于发展中国玉米雄花不育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老师不仅一辈子热爱玉米研究，而且还特别注重把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他总是教导我们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建生对老师刘纪麟的教导印象尤为深刻。
      1999年退休后至今的10年里，这个为玉米事业奉献一生心血的老教授依旧没有放下他挚爱的玉米研究工作，“现在主要从事的是甜玉米糯玉米的鲜食玉米研究工作。”今年8月，他还将出席在山西太原召开的鲜食玉米专业研讨会，继续延续着他关于玉米的传奇。